第四，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是发展规划法与发展规划政策在我国实现耦合的政治保障。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其长期执政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稳定成熟的大政方针与政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指导和促进作用。党的发展规划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情制定的，具有连续性，同时也保障了规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国家的政策在整体上是根据党的政策出台的，如《规划纲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编制”。[31]在执政党频繁更换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政府政策不稳定、不连续，是不可能达到政策与法律相耦合的。只有一党处于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才能使发展规划政策与发展规划法相互配合、共同作用，实现耦合。发展规划法与发展规划政策在我国实现耦合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具体国情决定的。
（四）发展规划法与发展规划政策耦合的方式
基于对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相耦合基础的分析，表明二者存在耦合的坚实基础。怎样进行耦合？二者耦合的方式是什么？笔者认为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各自的调整范围。法与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灵活的政策调整可能忽略了法律规定的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所以，首先应当确定的是发展规划的法律框架。目前，我国尚没有出台一部完整系统的规划法，法律中关于规划的相关规定散见于特定领域的部门法，如《城乡规划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3号）和《海域使用管理法》等。当务之急，应当依据《宪法》和《立法法》颁布一部专门的《发展规划法》，明确该法的适用范围，划清其与发展规划政策的界限，改善发展规划政策什么都管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第二，注意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的协调统一。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政策调控功能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法律调节功能需要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因此，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都要从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的总体效益出发，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和产业，确保发展规划作用的充分发挥。在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的创制环节，应当加强沟通和协调。发展规划政策尤其要发挥其协调性和灵活性作用，同时要尊重发展规划法所确定的规划主体的权力和程序规则，运用法律责任制度，保障总体规划、区域规划、专项规划等“三级三类”规划的有效执行与实现。
第三，增强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耦合中的动态配合。发展规划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更加注重对发展规划关系的调整，包括对规划主体、规划程序、规划效力的规定。但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及其贯彻实施，不仅依赖发展规划法的保障，还需要通过适时的调整使规划不断地适应现实情况的变化。因此，当社会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规划政策急需进行调整时，发展规划法应启动特殊程序加以应对，协调二者的冲突。同时，规划的特殊程序也不能脱法操作。“规划不能随心所欲，因此我们常说：依法通过的规划本身，就具有法的效力。”[32]贯彻规划政策应当有利于促进发展规划法更好地得到实施，树立发展规划法的权威；规划政策是规划法律的核心内容，在实施发展规划法的过程中，要注意规划政策因势变动的走向，在执行规划政策的过程中运用发展规划法的基本原则，使用法定自由裁量权缓解和消除与政策的矛盾，使发展规划政策和发展规划法在动态中耦合，达到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实施的预期效果。
第四，《规划纲要》是实现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耦合的最佳表现形式。如前文所言，《规划纲要》既具有政策性，又具有法律约束性，是法与政策的耦合。这种耦合使得发展规划在法和政策的层面上实现了高度统一。《规划纲要》充分考虑了党的政策的指导性，是经过广泛的探讨和科学、充分的论证而制定的；同时，它是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将具有更强的执行力和公定力，更有利于规划目标的实现。《规划纲要》这种新的社会规范表现形式或渊源，是建立在我国国情基础上，体现并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目标实现的最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