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群体，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减灾救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这是我们从汶川地震抢险救灾工作中得到的基本经验。汶川地震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从全国各地，通过组织，或者自发赶赴灾区。赈灾中，志愿服务具有行动快、人数多、领域广、作用大的特征。总体上说，汶川地震救灾志愿服务非常及时，在救援工作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得到政府机构与群众的高度认可。通常，发动青年志愿者依靠的都是团委，目前看来仅仅靠团委对志愿者进行有目的、专业性的培训是不够的。红十字会人员编制少，灾害到来时需要大量志愿者，也不能满足需求。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与减灾救灾体制相适应的志愿者体制和机制。抗震救灾的经验表明，越是第一时间能主动和各级政府、指挥中心或者红十字会联系的志愿者，越容易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制定和实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过程中，建立合作与协商制度，不仅意味着要建立新的利益机制，同时要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行为规则——在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就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制定全面的协议，在一个总的框架下进行合作，这样就可以达到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目标。协商与合作应当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合作与协商将由人们的心态变成一种行为，最终成为一种制度。没有协商与合作，突发公共事件预案的制定和实施是不可能的。
（一）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1.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不合理
在其他很多国家，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对社会组织进行保护、引导和监管。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和业务管理，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审核和双重监管，用以规范、监督和管理社会组织。一方面通过双重的准入门槛限制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政府部门分别负责的双重体制分散权力，从而分散因社会组织活动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5]如此的双重管理体制，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首先，由政府两个部门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会产生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两个部门之间，缺少法律或政策上明确规定的职责和管理范围，通常对社会组织起不到切实有效的管理作用。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进行登记后，便很少有能力再对这些社会组织进行管理。业务主管机关与社会组织存在一定的联系，所起到的监督作用便会大打折扣。其次，政府管理机关从分散政治风险的角度出发，势必会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使其处于有效管理的范围内，继而忽视了如何促进社会组织的长久发展。一方面使得大量的社会组织被拒绝合法登记；另一方面对已经登记的社会组织缺乏指引和帮助。在双重管理体制下的法律规定，不利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也使得政府监管不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难以有效进行。
2.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责任划分不清晰
双重管理体制下，使得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多头管理、重复管理。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会存在相互责任不清的问题，主管社会组织的政府部门监管力量分散，不利于社会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和体现。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内展开应急管理，主导整个过程。社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是政府部门的帮助者，在政府部门没有管理到的地方，进行灵活应对。但是两者的法律关系和责任也必须划分清楚，否则，在事后管理中会出现责任不清、互相推脱的现象，从而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一些措施产生不利影响。
3.社会组织法律地位不独立，制约自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