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以适用“对一切义务”来保护海洋环境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各国大多从本国一己私利出发来处理国际事务，而海洋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对一切义务”着眼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优于国家利益，势必造成国际法层面上的利益冲突。正如前文所述，“对一切义务”的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但是在具体适用的过程中，需要明确究竟谁能代表国际社会追究违反海洋环境保护义务的国家的责任，而违反海洋环境保护的“对一切义务”又将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
（一）明确诉讼主体资格
海洋环境保护的“对一切义务”的履行具有绝对性，不以国家同意为前提，也不存在任何减免情形。在适用“对一切义务”保护海洋环境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借“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名，行侵犯其他主权国家正当利益之实的行为。为避免在海洋环境保护问题上对“对一切义务”的滥用，就需要解决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即当发生了大规模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时，谁有资格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在国际法院以原告的名义提起诉讼。
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在国际法院有关“对一切义务”的案件中普遍存在，但是在案件的实际处理上，国际法院不仅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来规制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而且在相关案例中采取了完全对立的处理方式。国际法院在科孚海峡案中对一个国家代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予以肯定，但是在西南非洲案中对于相同的行为却持否定态度。
从当前的国际法实践来看，在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上基本上存在着三种模式：一是直接由受害国以原告的名义提起诉讼；二是非受害国以原告的名义提起诉讼；三是联合国代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以原告的名义提起诉讼。
第一种模式的典型案例有巴塞罗那案、科孚海峡案及核试验案。第二种模式的代表案例是有关贸总协定墨西哥金枪鱼案。在此案中，美国以保护金枪鱼这一人类共同财产为由提起诉讼。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小组认为，若接受美国提出的对第20条（b）款的扩大解释，则各个缔约国均可单方面决定其他缔约国不得损害自己依《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所享有的权利，因而可以遵守的有关生命或健康的保护政策。那么，总协定将不再是缔约国的多边贸易框架体系，而只是为少数有相同国内条例的缔约国之间的贸易提供法律保障。[19]第三种模式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是联合国对南非种族主义证券的制裁以及对伊拉克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