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将犯罪客体界定为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利益，可以有效揭示犯罪的性质。犯罪的性质是由犯罪所侵犯的利益的性质决定的，犯罪所侵犯的利益的性质以及对利益的侵犯程度，能够清楚地揭示犯罪的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此，将犯罪客体界定为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利益，足以完成犯罪客体的使命。虽然犯罪对象相对于利益而言更为直观，但犯罪对象无法准确说明犯罪的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社会关系又过于抽象，不利于对犯罪性质的理解。因此，将犯罪客体界定为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所侵犯的利益，可以最有效地揭示犯罪的性质。
（二）主体要件的存废问题
1.剔除说的观点简介
剔除说认为单列主体要件会导致犯罪构成体系逻辑的不协调。主体要件包含行为人的身份和刑事责任能力这两大要素。根据罪过的认识因素原理，故意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对属于犯罪构成的客观事实有所认识，对主观内容不需要有所认识。在主体要件中，身份要素是故意的认识对象，属于客观事实，应当归入客观方面要件；刑事责任能力则不是认识对象，是判断主观罪过的前提，属于主观内容，应当与罪过共同纳入主观方面要件加以讨论。[28]由此可见主体要件单独存在不但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减弱了其他要件的完整性，导致逻辑不完善。
2.保留说的观点简介
保留论者认为主体要件与其他三大要件并列的列示方式简单直观，便于诉讼操作。第一，主体要件中的刑事责任年龄、特定身份要素十分直观，便于司法认定；第二，主体要件中的特定身份要素还与主观方面要件中的罪过有对合关系，刑事责任能力要素正好能给随后的主观方面要件的认定提供必要前提。[29]因此在有顺序的构成要件认定过程中，单列主体要件是有积极意义的。
保留论者同样认为传统的主体要件理论存在缺陷，应当予以修正。
第一，从定义上来说，传统理论为主体加上了“实施了危害行为”或“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定语，未注意到四要件的分工。主体要件中只需考察行为人的一般资格，没有必要再讨论客观方面要件中已经讨论过的行为要素。因此，宜将犯罪主体定义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第二，从内容上来说，保留论者内部对于刑事责任能力要素在主体要件中的地位也有争议。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在主体要件中讨论刑事责任能力能为随后主观方面要件的认定提供基础，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当在主体要件中讨论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因为刑事责任能力没有类型化的功能，与其他有类型化功能的要素（如身份）并列会造成逻辑上的不协调，所以应将主体要件中身份要素保留，而将刑事责任能力要素归入犯罪成立的消极要件加以考虑。[30]
3.我们的态度
笔者认为，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相比于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优势之一，就是将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责任要件进行了分解，将主体要件和罪过要件独立为犯罪构成的两大支柱，从而有机会对二者进行充分的研究。主体身份、主体年龄以及主体辨认控制能力等事项，都是对主体特征的揭示，都属于客观外在的事物而非主观心理活动，具有同一性。主张对传统的主体要件进行分解，将身份要素归入客观方面要件，将刑事责任能力纳入主观方面要件的观点，实际上是将一个逻辑清晰，内容合理的体系拆散，同时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即刑事责任能力这一客观事物与罪过这一主观心理态度强行扭在一起，完全不可取。因此，笔者认为，传统犯罪构成体系中的主体要件的内容无须调整，至多只需对犯罪主体的内涵进行适当调整，使其内容更为明确，与其名称更加相符。
（三）正当行为的归属
不少学者认为，传统理论中，正当行为通常是在犯罪构成论之外进行讨论的，如此定位存在缺陷。第一，从逻辑性来说，传统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判断犯罪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即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一定成立犯罪，然而又将正当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以外，说明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不一定成立犯罪，由此形成逻辑上的矛盾。[31]第二，从实用性来说，犯罪构成体系中不包含排除事由，制约了被追诉人辩护权的行使，不利于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32]同时也无法为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分配奠定基础，没有为刑事诉讼提供动态的操作规程。[33]
针对以上批评，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理论中的犯罪构成是以社会危害性为基础的实质构成，正当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不需要纳入犯罪构成体系。相反，独立讨论正当行为正是中国刑法理论区别于德日的特色所在。[34]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已经包含了正当行为的内容。正当行为并不是独立于犯罪构成而存在的出入罪标准，[35]单独讨论正当行为只是传统理论的一种叙述体例。批评者以这种体例为依据认为正当行为独立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是对传统理论的误解。[36]第三种观点认为，传统理论中，正当行为确实被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这是一大缺陷，应当将正当行为纳入已有的犯罪构成要件中进行讨论。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每个构成要件都有或符合或不符合两种情形，即都有或肯定或否定两种评价，构成要件的否定性评价功能与正当行为这种消极成立条件是相容的，因此，将后者的内容在前者中消化是可行的。[37]第四种观点认为，传统理论中，正当行为确实被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应在犯罪构成体系之内设立独立的要件讨论正当行为。因为，第一，从认定犯罪的逻辑来看，一般都是先判断行为形式上是否符合犯罪成立的基本条件，再进一步判断其是否真的构成犯罪。传统构成要件可以起到认定形式条件符合性的作用，而实质判断则由单独的正当行为要件来承担，如此安排逻辑顺畅严密。[38]第二，从实用性来看，在刑事诉讼中，传统构成要件是控方用以入罪的利器，而正当行为则是辩方进行辩护的重要依据。单独设立正当行为要件既能增强诉讼的对抗性，又能为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分配提供实体法依据。[39]
笔者认为，在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改造之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已经不再是一种“一有俱有、一无俱无”的关系，这就为正当行为进入犯罪构成体系创造了条件。具体而言，在改良后的传统犯罪构成论当中，正当行为完全可以作为犯罪构成的否定性要件，置于四要件之后，与四要件一起，共同组成一个逻辑清晰、实用性强的犯罪构成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