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从行为性质上来讲，属渎职行为（持枪人严重不负责任，没有履行好保管枪支的职责），但恐怕少有人会认为这属于业务过失。因为，关于业务过失中“业务”的内涵，学界存在争议，有狭义说与、广义说与折中说之分。狭义说认为，所谓业务，是行为人基于社会生活上的需要所从事的某种合法职业。广义说则认为，业务就是一个人基于社会职业以及社会中的地位的一定行为，经过反复执行而形成的一种活动。折中说对于“业务”范围的认定以“广义说”为基础，但将“广义说”所讲的业务限定于“危险事务”之中，即具有危险性的事务才属于“业务”的范围。[19]笔者认为，折中说与业务过失犯罪的立法背景和精神相符，较为合理地限定了业务行为的范围。但是，从折中说的立场出发，似乎也很难将配备公务用枪的职业活动归入“业务”中去。因为，业务过失中的“业务”与其危险是相伴而生、如影随形的，如交通运输、生产作业等，该业务活动本身就具有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危险，而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民警、司法警察、检察人员、海关缉私人员以及在军工、金融、仓储、科研等单位执行守护、押运任务的专职守护、押运人员等，其所从事的活动本身并不具有“业务”所要求的危险性，即不属于“危险事务”（这里的“危险”不是指从事该工作的人员所可能遭遇的危险，而是指该工作本身对于公共安全的危险）。所以，就重构《刑法》第129条的犯罪构成模式而言，丢失枪支行为的主观罪过应为过失，依据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过失犯均为结果犯，因此，本条采用结果本位模式，这在逻辑上是当然的结论。并且，根据前述分析，即便是不囿于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的条框，本条也难以设置为过失危险犯。
采用结果本位的犯罪构成模式，就意味着将本罪的罪状改为：“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造成严重后果的，处……”此外，为了更加强化枪支管理的责任，应在本条中规定：“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的，从重处罚。”
将《刑法》第129条进行上述修改后，既令本条规定更加合理，亦可真正做到严密法网。由于现行《刑法》第129条的规定，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的案件，视其是否及时报告而在刑法上予以不同评价：丢失枪支后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以丢失枪支不报罪论处；丢失枪支后及时报告但仍然发生了严重后果的，按玩忽职守罪判处。[20]看似法网严密，但其实在因果关系上禁不起推敲，并且，其漏洞也是明显的：如果是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丢失枪支后及时报告，但仍然发生了严重后果的，又该如何处理呢？对《刑法》第129条进行上述修改后，这一问题自然就不会发生了。
RationalReflectionontheCrimeofLosingtheGunswithoutReportingandStudyontheAmendmenttoArticle129ofthePenalCode
GuoLirongChenYazhen
Abstract：.Article129putsthecartbeforethehorse，runningcountertothelegislationpurpose.ToamendArticle129andreconstructthepatternoftheconstitutionofthecrimenotonlymakethisarticlerational，butalsotightenthenetofjusticerea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