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国违反上述条件所做出的修改，显然构成对原条约的违反，这种违约行为的法律后果规定在《公约》第60条中。根据该条的规定，在修改严重违约情况下，未参加修改的原条约缔约方可以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集体终止或停止原条约。另外，受非法修改特别影响的当事国可以在自己与非法性相互间协议缔约方之间中止实施原条约，修改构成的重大违约彻底改变了其他当事国履行条约义务的立场时，任何受影响的当事国都可以中止实施条约。[16]对于那些违反规定做出非法修改的当事国而言，也应该就其非法修改行为对原条约的当事国承担责任。但是，这种相互间协议虽构成了对原条约的违反，却并不因此而绝对无效，[17]当然，原条约具有强行法性质的情形则不在此限。
（三）AB—AC型条约冲突问题
1.《公约》缔结过程中关于AB—AC型冲突的讨论
劳特派特认为，如果A国与B国订立条约后，又与C国订立了严重违反先约的条约，后缔结的条约无效。如果C国是在明知与A国订立条约会违反先约的情况下订立后约，后约无效就是对其的惩罚；而如果C国是在并不知晓这一情况时缔约，C国就有权要求A国赔偿因条约无效带来的损失。[18]菲茨莫里斯则认为，此时先约应该优先适用。如果A国在与C国缔结后约时未提到与B国缔约的事实，A国就违反了善意原则，C国有权就此要求赔偿，但后约并不因此无效。沃尔多克则赞同菲茨莫里斯的观点，并认为如果C国知道先约的存在却仍然与A国订立后约，就应该根据先法原则适用先约；如果C国在缔结后约时并不知道先约的存在，此时就应该根据后法原则适用后约，即先约与后约何者将优先适用，取决于C国是否知晓先约的存在。[19]国际法委员会阿戈（Ago）委员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此时应该由A国而不是C国来承担责任，而且，判断C国在缔约时是否知晓AB条约的存在，无疑是非常困难的。[20]国际法委员会最终赞同阿戈委员的观点，既没有采用先法原则，也没有采用后法原则来处理这种冲突，而是在《公约》第30条中加上了第5款，规定第30条的冲突解决方法不妨碍国家责任问题。这表明国际法委员会已经认识到，此种冲突无法仅仅依靠条约法制度来解决。
—AC型条约冲突的解决路径
从目前国际实践来看，要想这种冲突的解决，必须将国际条约法与国家责任法的相关制度结合起来。对此，国际法院在“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CaseconcerningtheGabcikovo-NaygmarosProject）中有着经典的论述。根据国际法院的思路，国际条约法与国家责任法处理的是不同的法律问题：条约法主要涉及条约的效力问题，而国家责任法主要涉及违反或者不履行条约的后果。国家责任法上免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理由不能作为违反条约的抗辩事由，因此匈牙利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条约的违反。
国际法院的这种阐述对于我们理解和解决AB—AC型的条约冲突十分重要。在这种冲突中，A国面临的是相冲突的两项条约义务，履行其中任何一项都会导致对另一项义务的违反，并进一步引发A国的国家责任问题。简单来说，A国在此情形下似乎有权选择履行先约或是后约，并就其不履行先约或后约的行为向缔约相对方承担国家责任。此时，履行哪个条约的选择权似乎掌握在A国手中，其可以通过衡量政治战略利益或者违约后果，选择履行对其相对有利的条约。这与其说是一种解决冲突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在冲突无法解决情况下所做出的无奈之举，因此也遭到了许多批评：首先，将履行的选择权赋予A国是否合理存在疑问，因为A国对于此种冲突的形成似乎负有最大的责任，甚至存在过错。由于A国肯定会选择履行对其更有利的条约，同时选择承担相对较轻的国家责任，这样，有过错的违约方反而能合法采取措施尽量减轻自己的损失。其次，赋予A国选择权无异于将B、C两国在各自条约中的权利置于一种无法确定的状态，其条约权利的享有完全取决于别国（A国）而不是本国的意愿，这似乎有违国家主权原则。最后，即使通过国家责任给予B国或C国相应的救济和赔偿，也不能保证这是对B国或C国最为有效的救济，因为有时条约的实际履行给B国或C国带来的利益会远远高于其从赔偿中获得的利益，这使得国家责任的补偿作用无法充分实现。尽管这种方法有上述缺陷，但现代国际法始终也没有能够找到更为合适的解决方法，至少在目前来看，这一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