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应该适用《圣日耳曼条约》处理双方的争议，其理由在于：第一，双方在本案中主要都是援引该条约作为确定权利义务的依据；第二，尽管《圣日耳曼条约》的效力似乎存在疑问，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国家对此表示质疑，甚至那些是《柏林一般法案》缔约国但不是《圣日耳曼条约》缔约国的国家也没有对条约效力表示异议。法院的判决似乎表明，尽管先约中存在着当事国不得缔结嗣后不符协议的规定，但随后缔结的这种协议并不会因此而绝对无效。
（二）ABC—AB型条约冲突及解决
1.《公约》制定过程中的争论
在《公约》的制定过程中，国际法委员会先后任命了四位著名的国际法专家作为特别报告员。在条约冲突问题上，后三位特别报告员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冲突时先后约如何适用，以及后约效力认定的问题上。
作为国际法委员会任命的第二任特别报告员，劳特派特认为，如果先后约相冲突，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何者应该优先适用。劳氏基本赞同先前实践所确立的先法优先原则，不过有一个例外，即先约不能和《联合国宪章》等为了国际社会利益订立的普遍性多边条约相冲突。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自己对后约效力的看法，即虽然后约的履行将导致违反先约义务，但后约只有在对先约的违反程度足以严重影响先约其他当事国的利益或者严重损害先约订立目的时才无效。[9]理由如下：第一，如果条约当事国承担了不得侵害先订条约国权利的义务，其订立的后约对先约造成了严重损害，这本身就是非法行为，后约因此无效，这是国际法一般原则、国际公共政策和善意原则的基本要求。这显然借鉴了国内合同法中违反契约时的损害赔偿理论以及国际法中的善意原则。第二，此时后约的无效对于维持法律统一性非常必要。根据劳特派特的说法，后约尽管只是在少数当事国之间订立，但某种程度上却能够影响先约所有当事国，这在多边公约的情况下尤为明显。总的来看，劳特派特是从效力角度来考虑条约冲突，努力以国内法中的情况来想象条约，并认为多边条约在健全的国际法体系内的作用相当于国内立法。[10]
第三任特别报告员菲茨莫里斯基本赞同劳氏的观点。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菲氏进一步把条约划分为互惠性条约（reciprocating）与非互惠性（non-reciprocating）条约，同时又将后者分为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t）和整体性（integral）条约。[11]
互惠性条约是那些包含当事国之间利益交换，或有互惠行为的条约，大部分国际条约均属此类。在这些条约中，非违约方可通过对违约方采取反措施获得补偿。这种条约所引发的条约冲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AB—AC型，此时，后约与先约冲突本身并不导致后约无效，维持后约有效性的主要理由是保护后约其他国家的权利，否则对于那些无过错的、本着善意缔结后约的当事国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对于与它们缔结后约的当事国在先约中所承担的不符义务并不知情。第二种是ABC—AB型，此时后约与先约相冲突也不能导致后约无效。理由有两点：第一，此时后约的缔结在法律上不会导致先约中这些当事国义务的减少，也不会影响其他当事方的法律权利或地位；第二，当事国修改其相互关系的权利是当今国家用于改变现行条约制度最为主要的工具，其在实践中的运用非常广泛，考虑到多边条约很难在全体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修改，这种方法尤为必要。如果禁止这种相互间的修改行为，无异于赋予了一小部分国家反对大部分国家要求对条约进行修改的否决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