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早春，新冠疫情已逐渐缓解，亿万民众从新年之初的惊慌恐惧中战战兢兢数着日子，已熬过难挨的鼠年正月。舆论宣传似乎有些不太老到，除了日复一日例行公事报告“今日新增”“治愈出院”“解除医学观察”外，时而警告“15秒接触致感染”，大有制造恐慌之势，忽而又觉不妥，“信息发达放大恐怖”，安抚众人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好在疫情大体不断好转，身边亲友也均无感染，复工复产己成为趋势。
说来也许荒唐，疫情来势汹汹全民禁足的日子里，我却没有太多的不适，反而心生欢喜——可以睡到自然醒，继而追剧看小说……《平凡的世界》《绝代双骄》，还有近年的《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的头条一次翻了个够。每每在暖阳高照风和日丽之下看庭院韵致，观燕衔柳絮，不止一次情不自禁表达自己满足惬意之情，让足不出户小心谨慎憋屈多日滴酒未沾的先生口瞪目呆，却又若有所思。
其实，关于“幸福”的话题，说起来似乎有些矫情，自己也从未奢望过什么幸福美好人生。只是作为警察，特别是能爬一点格子的警察，多少年来，我一直是惶恐的——自己的文字多半与职业没有关系。这里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但终究摆不上台面，特别是2011年成立公安作协之后，这种不安与日俱甚。我时常自嘲自己能力不强，想象力不够丰富，否则不会没有能力闭门造车虚构情节编撰故事。所以，前年夏天，公安出版社文艺分社易孟林社长邀我为《中国刑警》撰稿时，我欣然答应。刑警，是警察的梦想，也是我们的精神寄托。不是有句话说，干警察，不干刑警终生遗憾吗？想当年，刚工作不久的我在刑警队总共干了不到半年，就被调到机关了。自此与刑警无缘。所以，我对易社长及公安部五局同志说，有生之年，不能再干刑警，还不能写刑警吗？有什么比拥抱自己热爱的事情更幸福和感激的事呢？
前些年，考虑到尽可能多地适应本职工作需要，在积极推进系统文化工作开展的同时，我又重拾画笔，继续努力钻研国画艺术，相对集中有限的业余时间，参加各类有关创作交流活动，不仅频率较高，而且多次入选中国美协举办的专业性展览。不少朋友见状以为我“改行了”。我坦然告诉他们，文学艺术本就相通，文学永远是艺术之母，艺术之根，我会永远坚持。
从上周一开始，我应邀采访历时28年破获的“3·24”南京医科大学女生被杀案。专案组长宋敏是多年的老朋友，当年青奥安保时我就采访过他和他的团队。这些天，连轴转的采访，加上前段时期大量的公安抗疫宣传，自己左肩骨质增生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时常疼痛难耐，可我依然乐此不疲，真正是“痛并快乐着”，总觉得自己回到一个大家庭中，在一个个人物的采访中，一节节案情的推进中，一段段细节的铺陈中感受着南京刑警的坚韧、睿智、果敢甚至牺牲。支队长孙玉海沉稳果断，政委宋敏执着低调，原刑科所所长荣玉山严谨认真，政治处主任柏云松干脆利落，专班成员刘志广的耿直爽快，青年民警王朋阳光朝气，还有已退休多年的原副处长操福初的自信坚持，老法医俞先海的钻研缜密、警花孟庆庆……28年中市局领导换了8任，支队班子领导换了7任，可一代代南京刑警依然执着地坚守如初。
曾经有朋友好心建议我改行专门从事文化工作，我没有采纳。虽然我的警察人生平凡曲折，甚至坎坷不平，曾经经历过一个女性难以承受的歪曲事实污陷打击，但是我仍然相信光明，相信自己，不改初心，问心无愧地做人做事，为咱们警察文化事业尽力鼓与呼，为咱们警察兄弟奉献自己的一点光和热，不断营造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和快乐。
感谢出版社和易社长的鼎力支持。根据易社长建议，剔除原先书稿中部分纪实人物散文，那多是《扬子晚报》“繁星”责编约稿的警察系列故事，选取了“大墙”系列中的部分文稿，与近年来的公安题材作品一起，结集为本书。
站在我家的阳台上，看着早春的楼下，茶花落红缤纷，染红了一池春水。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被一种幸福感包围着。
许丽晴
2020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