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27日，本田枝子向葛城地方裁判所葛城支部递交诉状，诉何淑珍和钱国法之间的过继养子关系无效，被告为山口久美子。
在“请求原因”中这样写着：
“被告认为亡何（指何淑珍）之夫之弟（已去世）钱永有的第二个儿子钱国法是何的养子，并认定钱有继承权，为何的继承人。原告认为何生前没有想让钱过继为自己的养子，更不用说提出正式申请。因此，第一顺序过继养子是无效的，而且，何年老后，是与原告同住同生活的，并委托原告为其以后的守墓人。”
起诉状还附有1985~1986年何淑珍、本田枝子同居一处的户籍抄本，以及一份与何淑珍关系的说明。
那份说明的大意是这样的：
我和森本在德岛结婚以后，他的性格越来越粗暴，稍稍侍候不周到就打骂我，我俩难得有几天不吵架，邻居们都劝不下来，婚姻状况越来越糟，我很痛苦。在日本，女人是没有多少地位的，但这样下去我实在忍受不了。听人说，葛城那儿的原神宫很有名气，好多人都到那儿去参拜，我还想挽救我的婚姻，就选了个日子去庙里烧香，祈祷我的婚姻幸福。
那天进香的人很多，山道上拥挤得很，这样下山的时间就耽误了，下来的时候天色已晚，来不及回去了，我就决定在附近住一晚再回德岛，想必森本不会多讲什么。
我向四周看去，附近路边几个餐馆陆续亮起了彩灯，人进人出生意很不错，一间小杂货店的两个营业员一个在算账，口中念念有词，另一个正在货架上取东西，我进去买了一瓶水，开了盖慢慢地吮吸，无意间我抬头一看，对面开着一家“中华料理店”，我想我平时一个人难得出来吃饭，在家也都依着森本做日本菜，这下可以吃到自己家乡的可口饭菜了，我就进去了。
店面并不大，呈“Ｌ”形，面积总共20多平方米，店堂被漆成红色的长长的柜台隔开，柜台外是两排餐桌、餐椅，其中一排紧靠着柜台前，客人可以边吃饭边和伙计聊天。柜台内的白瓷砖贴面的墙壁上有一面三层的吊柜，摆放着碗、碟、佐料之类的东西。店堂后面有一个木梯通到楼上。
我当时点了两个炒菜，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餐馆的主人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国老太，个头不高，当时店里吃饭的人不多，我主动上前和她说起话来，她告诉我，丈夫早就去世，她无儿无女孤身一个人在日本，家里姐妹都在大陆，她觉得很孤单，身边什么人也没有。她还问我的家庭情况，也很同情我，我们那天聊了好长时间，很投缘。
晚上分手的时候，她再三对我说，你要经常来我这儿，我们都是中国人，有什么难事互相照料，不要见外。
从这以后，我们就经常互通电话，相互问候。
不久，我和森本还是分开了，我带着女儿离开了德岛。
上哪儿去呢？我想到了何淑珍，在日本她算是我当时最亲近的人了，我们在她那儿住了下来，我每天帮她经营着小餐馆的生意。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过着日子，关系越来越亲密，我开始称她“妈妈”，她也称我为“我的女儿”。
她把家中的事情都讲给我听，告诉我她是在中国江苏的金坛长大的，那里有茅山、丫髻山，还有长**湖。她把家乡的来信拿给我看，这些信她都很仔细地收存在一个小铜箱子里，用一块花布包着。大陆再来信，她就让我给她写回信，她先讲出来，我再照她的意思写下来，最后读给她听。
妈妈很爱我，她多次跟我说，玉玲，我真想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不分开。我很理解她的孤独，说，我不会离开的。
二楼是妈妈的住处，摆放着钱梦生的灵位，前面常年摆放着供品，后来我也住了进去。
我们想过办养女手续这个问题，曾经一起到当地警察署办理登记，警察署回答，何淑珍是外国人，户口簿上没有这个项目。妈妈当时很生气。后来妈妈又为我去过几次，还是没有办成，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影响感情。
后来，大概是1986年，我遇到了本田小村，他很喜欢我，我们的感情发展得很快。一年后，本田小村提出结婚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