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律师五十开外，老成持重，他在听了本田关于何淑珍遗产及与钱国法关系的叙述，以及她要求撤销钱国法“养子”公证书的诉讼目的后，职业的敏感告诉他，这里面有些名堂，戚律师决定开始调查此事。
那么，谁作为此案申请人呢？也就是说谁作为诉讼委托人？
本田很想作为申请人或委托人，戚永荣在详细询问过她的身份经历后，认为她不具有当事人的法律资格，申请人只能由何淑珍的亲属承担。
本田当时多少有些失望，从她本意来说，既想告倒钱国法，又不愿何桂英加入进来。因为迄今为止，何桂英对遗产之事一无所知。她去东长找何桂英，无非看中了那几枚指印，可以作为对付钱国法的武器。只要能推翻钱国法的“养子”公证，日本那边她本田就是唯一的继承人了。
她知道，何桂英虽然双目失明，没有文化，但她具有的特殊身份不能说不是一种威胁。
但身为律师的戚永荣，只能从法律角度陈述利害，并坚持如果以本田枝子身份去诉讼，这个官司根本无法打。
本田枝子只好同意，让何淑珍亲属何桂英或其他人作为诉讼申请人以及律师事务委托人。
戚永荣着手对津门市公证处的材料进行分析。
他发现津门市公证处把“过继儿子”证明视同为收养关系证明，而国家司法部曾明确规定过“带有封建宗教色彩的过继不能作为收养关系”。
关于收养关系，有关的收养政策和法律规定：凡是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必须能证实双方确实共同生活多年，以父母子女相称，且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已解除，收养关系自当事人达成协议或因收养事实而共同生活时成立。
戚永荣依据现有的材料和调查很快就作出如下判断：
1钱国法与何淑珍的“过继”关系，不能简单确认为收养关系；
2钱国法从未与何淑珍共同生活过；
3与生父母未解除权利义务关系（生父钱永有退休后，申请由儿子钱国法顶替进厂工作）；
4钱国法与何淑珍之间未达成任何收养协议或手续（涉外收养有规定）。
根据以上几点理由，何淑珍与钱国法之间根本不能成立收养关系。
戚永荣对此案有了不小的信心。
4月26日以何桂英、何忠小为申请人，委托代理律师戚永荣起草了一份申请复议书，申请书说明了事实与理由，证明钱国法与何淑珍养子公证与事实不符，违背公证证明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两天后，戚永荣与本田来到津门市公证处，向公证处主任王刚提交了申请书。
王刚打量着戚永荣和本田：你们认为公证书有出入·
是的，戚永荣回答。
你们调查过？
对的，我们对事实经过进行过全方位的调查，认为这是一例错证。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王刚神色不自然起来：这个，也许我们工作中有疏忽大意现象。
5月6日，公证处给戚永荣出具了一份“受理通知书”，说明复查工作需要60天。
60天？
戚永荣摇摇头。时间太长了。
戚永荣决定对津门市钱国法方面的情况，侧面进行进一步深入调查了解。
钱国法与生父钱永有均为津门市玻璃器皿厂工人，了解钱国法的家庭情况应该从这里作为突破口。
戚永荣在出示了律师执照后，先查阅了钱国法的职工个人档案。
在《职工登记表》中“家庭成员情况”栏内，写着“父子（关系）钱永有、母子（关系）王玉兰”及妻刘惠芳和子女当时的一些情况；在“国外社会关系情况”栏内清楚地写着“大娘何淑珍，女，59岁，关系密切，现居住日本国葛城县北葛城郡新庄町大字姜115-8北京楼经商”字样。填表时间为1983年。
查看钱永有的职工档案，在1956年填写的《津门市玻璃厂职工登记表》中“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是否同居供养”栏内，有“钱国法7岁，父子（关系），同居抚养”字样。
1970年《职工登记表》的家庭成员中，写有“钱国法，男，22岁，群众，父子关系（农民）”字样。
1977年《职工登记表》的“家庭成员情况”栏内，仍填有“钱国法，男，1950年出生”等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