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创造中国化的新教育，陈鹤琴在这条漫漫征途上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和心血。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鹤琴就和陶行知、廖世承等中国其他新教育改革家们一起，自觉地融入了改革的洪流中，并与他们一道开始了破除封建主义旧教育和探索中国化新教育的艰难旅程。他紧扣“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针对学生自治、婚姻变革、语体文应用字汇等当时社会的热点问题，展开有关教育民主化的系列思考和探究，对封建专制教育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对现代民主教育表现出真诚向往和追求。他的调查报告《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所采用的注重实证的研究方法，深受李大钊先生的热情赞扬；其编的汉字查频资料——《语体文应用字汇研究》,受到陶行知慧眼独识并以之为选字依据与朱经农合作编撰《平民千字课》,为平民教育的推广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在教育民主化的基础上，陈鹤琴又进行教育科学化的研究。他选择智力测验、教育测验为切入口，开我国科学心理测验之先河。编制了十余种中、小学各科测验材料，代表作有《智力测验法》和《测验概要》(两书均与廖世承合著)。尽管现代测验绝非万能的科学方法，但经过中国化的各种测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中的某些实际问题，对于中国教育早日步入世界现代教育发展轨道具有深远意义。之后，陈鹤琴又把自己的教育科学化实践落实到系统的教育观察实验层面，1920年，他通过对长子陈一鸣进行长达808天的追踪观察和实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此为依据，结合西方最新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大力批判中国传统的儿童观，先后完成《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两部划时代的教育巨著,为中国现代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了能够更好地对儿童心理和教育进行长期的观察实验研究，1923年陈鹤琴在南京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幼稚园课程、设备与读法等实验研究，并于1927年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一文，提出办幼儿教育要适合我国国情和儿童心理特点的十五条主张。虽然鼓楼幼稚园实验进展一波三折，困难重重，但实践证明这一持久的教育实验克服了中国早期幼稚园外国化的瘤疾，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园教育新路。其后，陈鹤琴由幼稚园实验进一步扩展至以初等教育为主体兼及中等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实验探索。1928年到1939年，在上海他利用行政职务上的便利开展规模巨大、形式多样的教育实验和研究。他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广泛开展儿童教育实验，通过编写教材、读物去弘扬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主动参加社会进步团体，从而使中国新教育探索逐渐走向成熟。1939年他明确提出了“活教育”的主张。1940年以后，陈鹤琴把自己长期探索研究的中国化新教育上升到“活教育”理论的高度，揭开了“活教育”运动的序幕，并将“活教育”运动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实验探索(1940—1949)。随着实验的逐渐深化，陈鹤琴的政治觉悟也不断提高，“活教育”的进步作用愈益明显地发挥出来。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信心地思索着“活教育”的新发展，为新中国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当然，“活教育”理论毕竟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当时社会和时代的酵素作用，和其他所有教育理论一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陈鹤琴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只有彻底革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政治、旧经济，才可能使全国儿童都享受到教育，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新教育”①。但“活教育”理论越到后来越贴近时代变革的主题，其社会进步作用也就愈益明显，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1948年，陈鹤琴曾指出：“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人民生活的艰苦，有如水深火热，但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人都负荷了一个历史任务，那便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建树科学民主，这便是中国人当前的生活内容与意向，而‘活教育’在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现代中国人。”②应该说，这个认识是十分可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鹤琴教育思想确实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进步的，是在与时俱进的中国化教育实践中逐渐成熟的。
此外，“活教育”在具体展开其学术旨趣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之处。诸如，大自然、大社会是活教材，“直接经验，自己思想，是学习中的唯一门径”①。大自然、大社会固然都是活教材，但儿童绝不可能事事都经过直接经验来学习。这种过分强调直接经验，而把间接经验一概当作学习的副工具和参考资料，未免绝对化了。“活教育”理论对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学生确实有着较大的适宜性，但是，把它当作适合一切教育对象的一般理论，如所谓：“游戏化适用于任何人与儿童，也适用于任何工作与教学。”②则需要进一步推敲和求证。但不管怎么说，陈鹤琴出自对封建主义传统教育的批判而在某些方面强调过了头，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总而言之，陈鹤琴自从立志于教育事业起，一生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化新教育的探索和追求，“活教育”思想实为其长期从事中国化新教育实践的理论概括。它吸收了西方“新教育”和“进步教育”的合理内核，但把根牢牢地植入中国的土壤，立足中国的国情进行一系列长期而艰苦的实验研究，充分体现了陈鹤琴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中国化新教育创造精神。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尽管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它对于冲破和批判中国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传统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