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陈鹤琴“活教育”理论在形成过程中确实受到包括杜威在内的西方“新教育”和“进步教育”思想一定程度的影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反传统精神确实是救治和激活中国传统“死教育”的良药。陈鹤琴推崇西方“新教育”和“进步教育”反传统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在革除传统教育的专制主义和提倡现代教育的民主科学精神方面很有借鉴作用，并对其注重“实验”的方法十分赞赏。事实上，“活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系列研究与实验为依据的。从《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语体文应用字汇》,到鼓楼幼稚园的实验，再到幼稚师范学校的创建与实验，都体现了陈鹤琴“活教育”对科学的实验精神的高度重视。而这一精神的思想渊源就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反传统意义上的实验精神。比如，在目的论上，陈鹤琴的“活教育”很难说没有受到杜威“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理论的直接影响。他吸收杜威教育学说中的合理成分，再经过自己的反复实验研究，最终概括出他的“活教育”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后另增“做世界人”;在课程论上，陈鹤琴“活教育”主张“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突出了儿童的主体地位与直接经验。这里也可以明显地看到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中以儿童的直接经验为课程中心思想的影子；在方法论上，陈鹤琴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这一基本原则也是受到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的启发的，对此，陈鹤琴并不讳言，他表示：“这一原则，可说是脱胎于杜威博士当年在芝加哥所主张的‘寓学于做’ (Learningbydoing),但比较杜氏的主张更进了一步。”①由此，我们也不难体会到陈鹤琴“活教育”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渊源关系。陈鹤琴也不掩盖这一点，他自称：“活教育和杜威学说，其出发点相同，其所走的路子相同，其所用的方法也相同。”②但是，陈鹤琴在教育实践中又十分理性地认识到，各国新教育之所以获得成功，恰恰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本国国情需要，绝非照搬他国教育成法所能奏效。因此，一方面，他大胆地吸收“新教育”和“进步教育”的反传统精神，旨在借以批判中国封建主义的死教育；另一方面，他自觉地立足国情，进行中国化的新教育创造。诚如陈鹤琴自己所说：“我们现在提倡的活教育是接受着世界新教育的思潮，并和杜威一样的在创造理论，也创造方法。”①可见，“活教育”并非实用主义的翻版，“它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为了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当然，陈鹤琴走的是一条既立足中国而又不自外于世界的中国化新教育创造之路，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漫漫征途。
2.“活教育”是中国化新教育的独特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