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教育”目的论是建立在中外教育思想的自觉反思上。陈鹤琴认为教育的对象是人，所以教人做人是教育最起码的任务。在反对外在强制目的和尊重儿童个性发展方面，他赞赏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教育即生长”理论，但他特别指出，不应忘记教育是有目的的。他也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虽然存在“读书做官”的狭隘目的观，但对“做人”问题的注重和提倡是值得继承的。只是到了近代，教育本身变了质①,把读书当作受教育的全部，全然忽视了做人教育。因此， “活教育”要研究“人”,研究“做人”的问题。
那么,应该怎么做人呢?陈鹤琴认为，人不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更是一个社会人，由此归结出做人的意义和人生的目标。他说：“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就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都是过着社会生活的，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既然如此，人就必定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怎么使这个关系正确而完好的建立起来，以通过这个关系参与共同生活，通力合作以谋控制自然，改进社会，使个人及全人类得到幸福，便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所以活教育要讲做人，应当努力来学习如何做人，如何求得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①如果说，“做人”的教育目的是基于有别于自然人的社会人，着重于人类的共性，强调人的基本素养，那么,“做中国人”的教育目的论就结合了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质。他说：“今天我们生在中国，是一个中国人，做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别的国家的人不同。”②“做个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个拥有长期光荣历史的国家并尽力来提高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他也必须热爱生长在同一片国土上有着共同命运的同胞们，他们为同一个目标，即为自己国家的兴旺发达而努力。”③“做中国人”体现了“活教育”目的论的民族性特征，为使“活教育”进一步体现时代的精神，陈鹤琴又提出“做现代中国人”的主张。现代是指20世纪科学民主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环境里，“活教育”的目的就应该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的基础上，对那些与时代不相容的中国国民性弱点及相应的教育观念进行更新改造，以使中国人成为具有科学头脑与民主思想的人。陈鹤琴说：“我们现在不要一般顺民式的儿童。我们要有勇敢、进取、合作、有思想、肯服务社会的儿童。”①实际上，20世纪初的中国除了要完成科学民主的启蒙任务外，还面临着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的神圣使命。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一个人都要承担对外反帝对内反封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中国人当时的生活内容与意向，而“活教育”就是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现代的中国人。为此，陈鹤琴提出了做现代中国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1941年，他在《松林中新生的幼师》一文中提出做现代中国人必须“具有健全的身体、自动的能力、创造的思想、生产的技术、服务的精神”②。1944年，他在对国民素质情况和现实要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出了“做现代中国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
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他认为，一个健康的人，他往往乐观、积极，有理想，有毅力，能担当大任；相反，一个不健康的人，往往消沉，缺少活力，遇事易灰心，难负大任。外国人一向把身体的健康看得很重，而我们中国人曾一度被外国人讥为“东亚病夫”。到了50岁便倚老卖老，丧失了青春活力和人生追求，这无非是体质太差而已。其实，身体不健康不只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社会的损失。因此，作为现代中国人，只有加强身体的锻炼，提高健康水平，“才能应付现代中国艰巨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