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身与家教
陈鹤琴的父辈都是种田的老百姓，他们都居住在浙江上虞沥海所。其祖宗万经公是一个刻苦耐劳的好农夫，是一个诚实忠厚的老百姓。他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儿子跟着他种田过活，唯有小儿子正表公种了几年地后，“单枪匹马”跑到附近的小镇——百官去谋生。当时的百官虽然是一个小地方，却是一个交通要道，西边通杭州，东边通宁波，距王阳明的故乡余姚，不过九十里，离鲁迅的故乡绍兴，也不过百里。这里有滔滔的曹娥江做动脉，还有巍巍的兰钟山做屏障。正表公放弃了祖传的种田本行，拿了几十千铜钱，到百官中街，开了一个小小的山货店，销售一些家用的竹器、种田用的简单农具等。由于正表公对己克勤克俭，对人亦忠亦诚，起早贪黑，努力奋斗，几年之后营业逐渐发达，经济日益宽裕。娶妻生子。两个儿子中，次子大成公无子，长子大鸣公继承父业，同时也种田过活，勤守本分，安居乐业。光浩公是大鸣公的独子。他的父母老年得子，常常救济穷苦、积德行善。光浩公是陈鹤琴的祖父，他可以称得上是陈氏立业之祖，他目光远，见识广，胆量大，把正表公的一个小小山货店扩充为百官镇唯一的一家京广杂货店。之后不久，杂货店所在百官街一并被太平军烧成灰烬，光浩公也被掳去当壮丁。后重伤逃回，重振旧业，从几间茅草屋的临时商店发展到两层楼房的“聚兴隆”,生意日益兴隆。光浩公一生正直、勤俭、耐劳、刻苦、奋斗、行善，但不幸53岁逝去。陈鹤琴的父亲陈松年是独子，当时还只有11岁，无力承业。幸好祖母非常能干，治家教子有方，还能主持营业，把杂货店居然维持了几十年，直到她73岁去世。之后陈鹤琴的父亲因腿有残疾，不能亲自主持，营业稍有逊色，而到陈鹤琴的大哥接掌时，这家店就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了。
陈鹤琴的祖宗教育子孙是非常严厉的。他们认为子女必须孝顺父母。若是不孝，还不如不生。若要他孝，若要他好，必须要从小教起。如光浩公在发现自己的独子在外面赊账买麦果，回家就严厉教训，并对他的朋友说：“小孩子要从小教起，恶习惯，不可养成的!”
陈鹤琴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家道中落但家教严格的普通家庭。兄弟五人，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是老小。他于1892年3月5日在百官茅家弄出生。生的时候，大约是半夜时分，天降大雪，连接生婆也没人叫，他母亲自己生下来，剪开脐带，才有邻居家的兰娘赶到，为小鹤琴洗澡、穿衣。陈鹤琴生来身体强健，没有生过什么病。夏天总是**身子，一个人在园子里玩泥弄水，成天像个小泥人。
陈鹤琴的父亲非常严厉。他住在楼下书房，吃饭也总是一个人吃，小孩子进出总是走后门，吃饭也要一起在厨房里悄悄地吃。直到父亲死时，陈鹤琴也没有同父亲吃过一次饭，看见他的正脸也不过十次，更不敢同父亲亲近。若是兄弟间稍微有点冲突，一听到母亲要喊父亲，便立刻鸦雀无声。
陈鹤琴四五岁时，家境已经相当困难了，父亲过惯了舒服日子，不会做生意，祖传的杂货店开始亏本了。母亲带他们兄弟几人艰难度日，一个鸡蛋分成四份儿，一人一份(大哥已在外学生意),两个小钱一根的油条，每人只可吃半根，在豆腐汁里浸一浸，顶一顿饭。肚子饿了，就吃开水泡的冷饭和萝卜干。父亲死了以后，家境一年不如一年。大哥在外赌博，杂货店无人过问，债台高筑，只得卖田卖地，把祖宗用血汗换来的一点产业，弄得干干净净。母亲非常忠厚老实，对大哥如此荒唐的行为也不加痛斥，只是**道：“我还有四个儿子，总有几个宝榖的。”她也常常教训孩子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陈鹤琴当时年龄虽小，也能把母亲的话深深记在脑中。
在陈鹤琴6岁到14岁的八年中，家里的日子过得更是辛苦。一家八口都是嗷嗷待哺。大哥自不必说，小姐姐尚未出嫁，二哥抱病在床，三哥学业未成。母亲没办法，替人家洗洗衣服，赚几个菜钱。她就偷偷地叫杂货店的学徒每天把先生们的脏衣服拿到家来洗。一天洗三十件，也不过三百文(等于现在一毛钱)。母亲先在家里把衣服抹了肥皂一把一把搓过，让当时七八岁的陈鹤琴把二三十斤重的衣服用扁担挑到楼下离家约二百米远的池里，她再把衣服放在石板上用脚踏，再放到池水里清洗，清洗好了再挑回家。
在那个时期，全家的穿衣更成问题了。一个冬天，陈鹤琴只穿了一件衬衫，一件棉袄，一条棉裤。一件衬衫从来不换，于是衬衫、棉袄都生满了虱子，甚至在头发里也生满了虱子。说到吃饭就更加困难了。有一天，大雪纷飞，母亲说：“被窝里很温暖，起来太冷了，还是睡吧，我们又可以省一餐早饭呢。”那是陈氏在百官立家以来第一次真挨饿。当然真正的挨饿就那一次，可是吃“麻油盐”过饭，却是常有的事。挨了饿，知道饿是怎么一回事，使陈鹤琴以后对于挨饿的人格外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