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领导难民难童教育的过程中，陈鹤琴接触到大量的成人和儿童文盲，并由此联想到整个国家普遍存在的文盲问题。他认为只有先使这些文盲认识了文字，让他们能看报读书，才能让他们掌握科学常识、了解世界大事，增强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进而唤起抗日救亡的觉悟。鉴于汉字本身“既难读，又复难写，自然也就难于记忆了”①,终日为生活奔忙的中国老百姓又没有那么多时间用于学习的实际情况，陈鹤琴就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积极进行用拉丁化新文字扫除文盲的试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留苏的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等人改进制定的，后引进国内形成了一个文字改革运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38年后，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决定争取得到租界内知名人士，当时负责难民教育的陈鹤琴的支持，使该研究会作为社会教育团体不被租界当局取缔，使拉丁化新文字在普及难民教育中继续发挥应有作用。陈鹤琴非但毫无顾忌地答应下来，而且对在难民中进行新文字教育试验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不但为该会争取到合法团体的身份，而且还亲自抓这件事，专门划出十个难民收容所作为试验点，在难民中大规模地开展新文字教学试验。为了使新文字教学试验得到更好的效果，陈鹤琴自己动手编写新文字教材和读物。
1938年2月，他编写的新文字教材《民众课本》,分上、下两册，由国际红十字救济会难民教育股出版。除教材外，他还编写了成套的新文字读物，有《岳飞》《花木兰》《文天祥》《郑成功》《班超》《爱迪生》《林肯》《富兰克林》《瓦特》《富尔顿》《史蒂文生》《诺贝尔》《倍尔》《齐柏林》共14种，以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排印，陆续由世界书局出版。该套读物中所选的中国历史人物均为民族英雄，用以启发难民抗日爱国的情感。同时，还编制了新文字教学挂图——拉丁化同音字母表。
陈鹤琴还写了不少倡导拉丁化新文字的文章，如1938年在《每日译报》上发表《新文字与难民教育》,后又在《上海妇女》上发表《新文字与妇女》,还在英文版的《中国季刊》上发表《汉字拉丁化》,以此来宣扬新文字在难民教育、妇女解放、家庭教育方面的意义，论述汉字拉丁化的优越性。
他还利用各种形式的活动来推进新文字教育工作的开展。为了激起难胞学习新文字的热情和整个社会对新文字试验的关注，陈鹤琴特别设计了一种圆形徽章，中间画一把钥匙，钥匙柄上有“铲除文盲”四个汉字，周围一圈用汉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同时标出：“我能看书写字。”以此来奖励那些学会新文字的难民难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陈鹤琴不仅在理论上大力宣传新文字的优越性，而且亲自开展新文字教学试验。在陈鹤琴的直接领导下，租界区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国际红十字救济会难民教育股专门成立了新文字组，专门负责各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举办了新文字师资培训班。难民教育股发布了由陈鹤琴起草的《收容所新文字教育草案》,在难民教育刊物《民众常识》内辟出篇幅作为《新文字专栏》,为难民提供新文字读物。他还先后主持“上海难民学艺展览会”(1938年7月)、“上海第一次新文字展览会”(1938年9月)和“中国语文展览会”(1939年8月),展示了新文字教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自1938年初至1939年冬，陈鹤琴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难民教育和拉丁化新文字的试验和宣传推广上。
5.创建我国第一个培养中、高级幼教师资和研究人才的教育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