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表现在华人学校在教材选用、教学和其他各项活动方面都受到工部局的限制，陈鹤琴则常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出发进行努力与抗争。工部局规定界内各学校一律不准悬挂国旗，只能悬挂工部局旗，经陈鹤琴等人据理力争，终于赢得升国旗的权利。工部局在补助华人学校条例中规定华人学校“不得施行足以损坏国际感情，及引起种族仇视之教学”。作为教育家，陈鹤琴深知教材读物在学校教育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虽然工部局对其属下学校所用教材要求“应先经学务处处长(指英国人希廉——引者注)认可，并可尽量使归一律”等规定，但这些都无法阻止陈鹤琴所热衷的教育科学化和民族化的研究和探索。据不完全统计，他主持华人教育处期间，先后编写、主编或合编的教材读物有：《幼稚园课本》(16册)、《儿童国语课本》(包括中部、北部、南部各8册)、《儿童作文课本》(12册)、《中国历史故事》(40册)、《小学自然故事》(40册，又称《自然教材》)、《儿童科学丛书》(100册)、《儿童图画诗歌》(12册)、《世界儿童节奏集》(2册)、《最新英文读本》(4册)、《最新英文习字帖》(5册)、《儿童英文诗歌》《少年英文诗歌》《小学生应用图表》《儿童活页手工教材》《算术练习片》《四季故事唱歌集》《世界儿童歌曲》等。这些教材读物绝大多数是由儿童书局出版的。①教育思想家
陈鹤琴在上海的11年中，除了为改善租界华人儿童教育条件而努力外，还从各个方面为改良儿童教育，为争取更多儿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做了大量工作。1929年7月，他发起创建的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杭州成立，之后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儿童教育社上海社员读书会，每月一次，进行讨论、参观、演讲等活动，交流教育学术和经验，推动上海儿童教育的科学化改革。
(3)开展新文字试验与难民教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后不久日军侵入上海。顿时百万难民云集租界区，出现了不少难民收容所。如何对这些难民特别是难民中的儿童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引起了当时爱国志士的普遍关注。作为公共租界区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深感自己有义务承担起难胞教育工作。他不仅是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兼教育组负责人，而且还是上海国际红十字教育委员会主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上海难民教育工作。
作为上海难民教育的主要负责人，陈鹤琴对难民尤其是难童教育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他说：“难民问题是不能单靠给饭吃、给衣穿和给住宿就能全部解决的。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被最好的运用。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没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产生乞丐，因此给难民适当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①他组织起难民教育处，亲自制订计划、分配任务、听取汇报、安排教师，使所有难民收容所都办起了小学，个别还办起了中学。由于难童过多，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他总是利用他自己的声誉、地位和影响解决难童教育中的困难，包括教师、课本、教室以及经费的短缺等，也用他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对难童的一片赤诚鼓舞人们，使这项工作得以蓬勃地开展，最终做到“在租界和越界区的205个难民营中有164所学校，对27948名儿童进行教育”②。
除了难民所里的难童，还有许多失去家人和父母、举目无亲、流浪街头的流浪儿需要关注。陈鹤琴又集合社会热心人士创办了上海儿童保育院，专门收容流浪儿童，予以抚养教育。他还发起组织了“儿童保育会”,被推为理事长，和其他理事一起为流难儿童筹募经费，指导制订保育计划。陈鹤琴通过“儿童保育会”创办10所报童学校和2个报贩成人班。在陈鹤琴的直接指导下，报童学校确实办得很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