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陈鹤琴对“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第二章》)的践行使他充满了“浩然之气”,表现了“大丈夫”的高尚气节。“浩然之气”是指“受信念指导的情感和意志相混合的一种心理状态或精神境界”,“是一股凛然正气，是对自己行为的正义性的自觉，具有伟大的精神力量”。这种气节曾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着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乐幸福的神圣事业而前赴后继、奋斗终生。这种气节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赤子之心与儒道风骨”。“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出自《孟子·离娄下》。曹雪芹《红楼梦》第一一八回中言：“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老子《道德经》第十章说：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生之、畜之，生而小有，长而小宰，是为玄德。”潘菽在为《陈鹤琴教育文集》所写的序中这样写道：“有人称赞陈鹤琴同志是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这也是对他的一种恰当的印象。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他确实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一个很纯朴的人，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热爱儿童，儿童也才能喜欢他。他不仅喜欢自己的几个孩子，也喜欢所有见到的儿童。不仅自己几个孩子喜欢他，所有见到他的孩子也都喜欢他。其实除非别有心肠的人，所有的人也都这样看他。他好像是一个随和的人，但自有他的风骨。”刘佛年教授认为：“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准备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后来有的成为有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也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他们那时最基本的思想是爱国，他们真正想振兴我们的国家。”陈鹤琴一生创办过各种层次的教育，但无论主办什么教育，他首先想到的是祖国的神圣庄严和根本利益，想到的是受教育者能否成为健全发展的20世纪的现代中国人。
陈鹤琴始终把热爱儿童当作教师的基本条件：“一个热爱儿童的教师，他是会全心全意地为儿童谋幸福，继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反之，一个不热爱儿童的教师，他是不会时时刻刻想到应该如何指导儿童生活，如何使儿童得到更合理的教养的。所以，热爱儿童，是做一个优良教师的起码条件。”而陈鹤琴自己也是极具这样优良品质和条件的教师。他有着“视学生如子女”的纯爱胸怀。在幼师、幼专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佳话，那就是学生们都习惯地把陈(鹤琴)校长称为“妈妈”。其实纯爱就是教育爱。教育爱在本质上是一种超越血缘、超越私利而源于人类教育本性的崇高而永恒的教育情感。这种教育情感在结构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学生的爱；二是对教育教学活动的爱；三是对人类事业的爱，这是由对一个个学生的爱、对一项项教育教学活动的爱而升华为更博大、更深刻的爱。陈鹤琴在江西幼师办学的时候，尤其是在学校和学生处于危难的时候，就最能体现他对学生无限的爱和对教育事业忠贞不渝的追求。
(1945年初，陈鹤琴带领200多师生从泰和撤到赣州不久，日军又近逼赣州，他筹钱、借粮、雇船)在风雪交加的严冬，在兵荒马乱的时刻，幼师的师生和家属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安全到达宁都，没有丢掉一个人。过了两个月，幼师又在广昌县饶家堡开学了。父亲是这样的热爱儿童，热爱青年，热爱教育事业而奋不顾身。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写给学生的一封信说：“我是你们的校长，也是愿意驮着你们奔走于荒漠间的骆驼。尽我的力，我要为你们找寻可以使你们休息、学习、工作、发展的绿洲。只要我存在一天，我对教育事业，对你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要斗争下去!”
当父亲带着幼师师生紧急撤离赣州时，他自己的孩子十五岁的一飞，却还在离赣州四十里外的一个电池厂学工，父亲根本顾不及通知、照料他。一飞一个人随着难民群走了百里地赶到于都才同母亲和弟妹会合。父亲爱学生胜过于自己的孩子。
陈鹤琴对儿童和教育事业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在我国的传统教育中，师生感情常如父子般融洽，说明了学生是以信任为基础接受教师的教导，自然易受教师言行的感化；而教师也在传道讲学中，忠于职守，爱护学生。陈鹤琴在其教育思想形成中继承并延续了传统教育中这种“人与人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从而使传统文化得以自然演进，而其教育思想与实践也就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夏丐尊先生说：“教育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池之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却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作为教育家的陈鹤琴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对教育本质的深切理解，时时处处用自己对国家、事业和学生的这种纯爱来感染学生、教育学生。学生们也在这种爱的浸染下，稳固了专业思想，并心甘情愿地献身教育事业，去完成复兴民族的使命。1981年“六一”儿童节时，身患重病的陈鹤琴为儿童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由上所知，陈鹤琴身上有着中国儒道两家优良文化所共同推崇的纯洁善良的心地和“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豪情，他不愧为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
3.科学研究体现中国人惯用的系统思维模式
自古迄今，中国人惯用的思维方式就是系统或整体思维，天人感应，家国同构。这在陈鹤琴的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无论搞教育试验，摸索教育规律，还是构建儿童教育原则和幼教体系，都运用了整体思维。陈鹤琴曾请陶行知作了中华儿童教育社社歌。这个社歌中所谓“发现小孩”“了解小孩”“解放小孩”“信仰小孩”“变成小孩”,才能教育小孩，是一套完整的儿童教育原则。从“五四”时的婚姻问题研究，提倡文字改革、普及女子教育，到将自己的长子作为实验对象，进行系统的儿童心理研究，到在自家住宅客厅实验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到办幼儿园、小学、师范，到开展特殊教育研究，再到办平民识字教育，再到办战时的难童、难民教育等构成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一体化的研究构架。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出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率先开设大学本科的幼教专业，并重建和附设南大附小、幼儿园、儿童玩具研究室及附属工厂、幼儿师范等附属机构，从而形成一个包含各级幼教机构并体现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特点的完整的幼儿高等师范教育体系。
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师范教育，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从婴幼儿到青少年，从正常儿童到特殊儿童，从普及教育到文字改革，陈鹤琴都作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探索和研究，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近四百万字的学术研究成果。陈鹤琴先生不愧是我国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由上可见，陈鹤琴思想中的传统思维与文化痕迹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
陈鹤琴除受我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科学合理的思想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他敢于大胆吸收西方教育思想及心理学研究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