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关心广大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幸福，关怀受民族和社会压迫的苦难儿童，也关怀身心残缺的特殊儿童，他相信必须依靠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和努力，才能为儿童造福。1935年8月，他在为庆祝“国际儿童年”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九条宏愿表现了这位老教育家热爱儿童，一切为儿童，为一切儿童的赤子之心和伟大胸怀，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实践准则和生活写照。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发表了《非常时期的儿童教育》一文，提出在国家处于危亡时期，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要针对当时的局势和未来的需要，整个地加以改革，“课程应以战事活动为中心选择适用教材，组织学生参加扫盲、节约救难、收集金属等实际活动”。“八·一三”事变后，几十万难民涌入租界，他呼吁社会“保育民族幼苗”,集合社会热心人士和爱国教师，全力投入难民特别是难童教育和救济工作。他创立儿童保育会，设立了十所报童学校、儿童保育院，专收孤儿、流浪儿，实行“工读并进，手脑并用”的方针，对儿童进行教育和技能训练；在难民和难童中大规模开展新文字扫盲实验，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切不仅表明这位老教育家爱国济民的炽热情怀，而且体现了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力全面投身儿童教育的思想精神。1946年，他在上海主持创办“特殊儿童辅导院”,为伤残、盲聋哑、低能等特殊儿童创设教育场所，进行综合性教育。他深信可以借教育的力量，把生理心理上有缺陷的儿童变成有用的人，使他们也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在从事儿童教育和小学教育的改革实验中，陈鹤琴竭力反对“死教育”,大力提倡“活教育”,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腐化的死气沉沉的教育，改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使教师要“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使学生“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目的是教学生“怎样做人”,怎样做“爱国、爱人、还要爱学问”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发动组织各校教师开展实践和实验研究，总结交流经验；同时亲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讨学生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的教育问题；研究各种教材是否适合社会和儿童的需要；研究教法是否能引发儿童的兴趣和思想，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研究各种教学设施是否合于儿童的身心发展，激起儿童的兴趣自动学习等，并写出了从《怎样训练学生的礼貌》《怎样矫正学生的过失》《谈谈学校里的惩罚》《和小学教师谈谈》《学校与家庭怎样联络》到《儿童的姿势》《眼睛的卫生》《写字教学中的各项问题》《笔要怎样执的》《数学观念怎样发展的》《为什么小孩子不喜欢算学》《英文是否应当这样教的》《国语教科书要怎样编的》《音乐在儿童生活中的重要性》《对于教授图画的一点小意见》等数十篇的大小文章。这些文章言之有物，切实具体，通俗易懂，针对性强，对儿童教育和小学教育实践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在教学设施和科学管理方面，他亲自设计城市小学的校舍和设备，使其符合教学要求和儿童年龄特点，既合理、实用，又坚固、美观。为提高学校管理的质量，他还对学校的校长、教师、校工等角色的工作方法提出明确要求，并分别制定了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检查制度。陈鹤琴重视学校教学设施的科学管理，早在1924年他就编写了《小学调查和报告》。这篇报告集中了他和几位教育家编制的调查小学的方法和所用的工具，也参考了外国教育家的经验，制定出评估小学优劣的标准，包括学生成绩、教师、教材、课外活动、校舍与设备、经费、校长、行政与组织等方面，使对小学的评估有了科学的标准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