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深感要实现“民主”与“科学”,必须向民众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的主体是语文教育，其关键是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但“中国大多数人不识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创办成人学校”,而“成人上学时间短，所学必须简易切于实用，费时要少，收效要大，用最少时间，学最有用的字”,与此同时，为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学校中文言文教材被淘汰，小学一律改为国语和白话文，小学语文选材也必须选择最通用的字，哪种字应先学，哪种字应后学”,这就需要编制出一本常用的语体文字汇。于是陈鹤琴从1920年起用了近三年时间，统计了90多万字的白话文材料，从中选出4719个常用字，编成我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语体文应用字汇》,这对当时的文体改革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成为当时课本编写用字的根据，也开创了汉字字量科学研究的工作。为普及教育推广新文字，20世纪30年代抗战初期，他还在上海租界难民收容所中对难民、难童和报童进行教育，亲自编课本、读物、训练师资。这些社会实践使他成为中国新文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推动者。
这期间，他还积极从事心理测验研究的开创工作，曾用两年多时间以小学生为对象，进行算术、国语程度测定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期间，深感学校暮气沉沉，学生只知读书，没有课外活动，甚至连体育运动都要强迫。为了建立有生气的校风，培养学生的活力，他和陶行知、郑晓沧等几位教授共同提倡“学生自治”,组织学生自治委员会、演讲与游艺委员会、暑期学校研究委员会、研究改革考试制度的考试委员会等。用一年多的时间，使校内运动会、交谊会、讲座、辩论会等各种活动积极开展起来，使学校校风也变得生动活泼。
为推动新教育运动，他和陶行知等共同支持新教育共进社、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编辑社等当时的几个教育团体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并成为该社的年轻骨干，介绍欧美教育学说，根据中国国情大力提倡新教育。
2.探索“中国化、科学化”的幼教道路
陈鹤琴认为，要挽救病弱的中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所在，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幼稚教育是基础的基础，所以必须发展幼稚教育。他目睹当时幼稚教育被外国教会垄断，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幼稚教育也一味抄袭外国的情形，大声疾呼：“幼稚教育抄袭西洋，不切合中华民族性，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使中国儿童适应”,大力抨击这种“全盘洋化”的错误思潮；同时他以亲身经历，批判封建宗法制陈腐教育对儿童的束缚和残害，呼吁全社会要“热爱儿童”“了解儿童”“尊重儿童”“一切为儿童”。他决心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中国化、科学化的幼教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