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是法治的基石。证据问题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各项诉讼活动都离不开证据。“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这充分反映了证据对于刑事诉讼的重要意义。
（一）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
在某种意义上，刑事诉讼就是收集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过程。从立案到侦查，再从起诉到审判，无不围绕证据展开。没有证据，无法立案；没有证据，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活动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证据，审查起诉的重点就是审查证据，庭审的重心也是证据调查。
（二）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刑事案件都是已经发生过而且无法再现的事实，办案人员只能通过犯罪行为留下的证据去证明案情。因此，证据是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最重要手段，除法律明确规定的个别免证事实和推定事实外，没有证据，就不能认定案件事实。
（三）证据是惩罚犯罪的有力工具
毁灭犯罪证据、掩盖犯罪事实是罪犯逃避罪责的惯常做法。如果能够及时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会认罪甚至悔罪。反之，不及时收集证据，犯罪分子就会逍遥法外。如果证据不够确实、不够充分，不但无法对其进行起诉，更无法对其定罪判刑。
（四）证据是诉讼权利的重要保障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很多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申诉权、控告权、上诉权等，这些权利的实现都不能没有证据。以辩护权为例，辩护人若要提出无罪、罪轻的辩护意见，需要通过阅卷、会见、调查取证等活动，收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在此意义上，证据也是无罪的人不被错判以及有罪的人不被误判的重要保障。
典型案例[1]
2002年3月6日晚，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苏村乡陈村12岁的李某和同伴在家门口玩跳皮筋期间去厕所时失踪。次日上午，在该村村北一眼机井内找到了其尸体，经公安机关认定，李某是被强奸后投入机井的。后经法医鉴定：处女膜未见明显破裂，**未见损伤，死亡原因系“被他人抛入井内溺水死亡”。幼女惨遭杀害的消息令陈村及周围村子的村民都极为震惊。因为1999年2月28日陈村还曾发生过一起奸杀幼女案，14岁女孩杨某的尸体就是在机井内被找到的。而在此之前的十余年前，也曾发生过一起幼女被奸杀投井案。早先的这两起案件都未告破。
2002年3月11日，专案组接到一封举报信，说这个案子是高进发做的。理由是，他有前科，1979年因奸污幼女被判过7年刑；2001年因嫖娼被公安机关查处过；他家还有“黄碟”。当天，高进发被传唤审查。3月22日因涉嫌强奸杀人被刑事拘留，4月3日被批准逮捕。2002年7月25日，渭南市检察院对高进发提起公诉，指控高进发在1999年1月28日和2002年3月6日，先后将幼女杨某及李某强奸后杀害。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指控高进发的两起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于2002年10月24日判处高进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2月4日高进发提出上诉。2003年10月16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高进发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4年4月2日，渭南中院再次判决。此次判决推翻了高进发2002年杀害李某的犯罪事实，以1999年杀害杨某的犯罪事实认定了高进发的犯罪行为。法院认为2002年3月6日晚，高进发强奸、杀害本村幼女李某的犯罪事实，因高进发案发后，参与打捞，进入了所有作案现场，虽在侦查阶段做过有罪供述，但公诉机关就该起犯罪事实所举的证据，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这起案件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以认定。但认定高进发1999年杀害杨某的犯罪事实成立，现有证据与高进发在侦查阶段供述足以证实。高进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高进发仍然不服，再次上诉。2004年9月7日省高院再次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2004年10月9日，渭南市中院再次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2005年6月30日，渭南市中院作出判决，宣告高进发无罪。7月18日，渭南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但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撤回抗诉。12月7日，陕西省高院作出刑事裁定（[2005]陕刑一终字第343号），准许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2005年7月9日，高进发被无罪释放。从被拘留至无罪释放，高进发实际被羁押1205天。
本案中，涉及三起幼女被奸杀投井案。三起案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作案手段类似，被害人都是幼女，被害后均被投入井中。公安机关根据破案规律认为系一人所为。公安机关认定高进发是犯罪嫌疑人的重要原因在于，有村民举报高进发曾在1979年有过强奸幼女的前科，被村民们认为“是村里第一个也是唯一犯这种孽事的人”。正是在这种“有色眼镜”下，高进发的无罪辩解显得苍白无力。在证据法上，“一次为盗，终身做贼”的逻辑是不成立的。高进发的“前科”属于类似行为，是没有证据相关性。不能因为他以前犯过此类犯罪，就想当然地认为本案也是其所为。村民们对于高进发的负面评价，说他作风不检点，则属于品性证据，不具有证据法上的相关性，不能作为认定他实施犯罪的证据。
据有关资料显示，本案还存在逼供、诱供问题。高进发被带进渭南刑警中队到被送进看守所的10天里，就没睡过一次觉。办案的警察一共9个，3人一班，没白天黑夜地轮着审。审讯他的人不满意时，就诱导他，比如：在审高进发奸杀杨某的案子时，办案人员问他，杨穿的鞋是啥样式？高说，不知道。又问：咋能不知道？高进发就根据农村多数女孩子有买鞋穿的习惯，回答杨的鞋是从街上买下的。办案人员说，不是买的，是手工做的系带鞋。高进发不懂，反问：啥是系带鞋？办案人员在自己脚上一比划说，系带鞋就是带带儿的鞋。高进发就说，那你说是系带鞋，就是系带鞋。就这样，高进发的供述被记入了审讯笔录。关押在刑警队的10天里，先后做了6次有罪供述。在此后系列庭审中，高进发翻供称，自己有关认罪供述全是警方诱供、逼供的结果。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这种通过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显然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1] 基本案情摘自《三年历经5次审理 他是又一个佘祥林》，载《央视国际》，2005-08-01；《男子因性犯罪前科蒙冤成强奸犯 无罪羁押千余天》，载《法制日报》，2006-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