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25日，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法医进行第一次解剖检验，出具法医鉴定书（[2003]潭公法检字204号）的结论为：黄某系患风湿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在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抢救情况下，可导致急性心功能衰竭和急性肺水肿而猝死。黄某家人对此表示难以接受。3月19日，湘潭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委托湖南省公安厅刑侦局法医进行了第二次鉴定，出具鉴定书（[2003]湘公刑技第093号）的结论为：黄某系因肺梗死引起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而死亡。黄某家人对此提出异议。6月8日，湖南省公安厅邀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法医进行了第三次鉴定，出具的鉴定书（[2003]湘公刑技第210号）仍认定黄某系因肺梗死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并指出黄某有一定程度的心脏病变，在情绪激动等条件下可引起心血管系统的变化（如血栓形成）而导致死亡，其体表外伤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成为间接诱发因素。7月3日，黄某家人提供记录外伤的照片及文证材料，自行委托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对既往三份鉴定文书进行文证审查，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后出具了《书证审查意见书》（南医鉴[2003]审字第16号），得出结论：一是黄某属非正常死亡，因风湿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或肺梗死猝死的根据不足；二是尸体有进一步检查的必要。据此，黄某家人对警方的鉴定更生疑虑，又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鉴定。8月14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书》（中鉴号20032016），作出以下鉴定结论：黄某因风湿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肺梗死致死缺乏证据。此结论一出，引发了舆论一片哗然。2004年3月22日，负责此案一审的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应死者家属的申请，启动了司法鉴定程序，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对黄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重新鉴定。但由于发现保存黄某器官标本的湘潭市二医院病理科已将心脏标本销毁，鉴定人以相关鉴定材料遗失为由中止了鉴定合同。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法院的委托，组织了国内知名的五位法医病理专家赴湘潭，就黄某的死亡原因、死亡方式进行法医学鉴定，并对法院从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调取的由其制作的死者心、脑、肺、肝、脾、肾等器官组织的病理切片和组织蜡块重新切片进行鉴定，发现部分心肌纤维排列紊乱、心肌细胞间部分脂肪细胞浸润、散在小灶性心肌细胞萎缩，灶性纤维增生，尤其房室结区部有多量脂肪细胞浸润并可见少数红细胞。7月2日，出具鉴定书（最高法院司法鉴医学[2004]第066号）的结论是：“被鉴定人黄某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上，因姜某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至此，本案先后有7家鉴定机构介入，进行了5次尸检、1次文证审查、1次中止鉴定，共有6份鉴定文书。
2005年12月7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2006年6月30日，法院作出判决，采纳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宣判被告人姜某无罪。
本案中，法医鉴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初次尸检记录不完整。湘潭市公安局对死者尸体体表损伤记录不完整，提取的部分组织未作病理切片，鉴定书中对死者体内是否存在毒性物质叙述不清，只强调未检出毒鼠强，并未排除是否存在其他毒物或神经控制性药物。第二，二次尸检时存在程序瑕疵。如负责初次尸检的法医没有回避，仍然协助参与尸体复检，并且还负责拍摄死者的外伤照片；没有进行应有的其他毒化检验；更为重要的是，本次鉴定以及后来的复核鉴定中分析肺梗死病理时，未描述鉴定人是如何发现附壁血栓的。第三，重新鉴定时，即专家到湘潭进行第五次尸检时，却发现死者的心脏等主要脏器失踪，不得不中止鉴定。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虽然被采纳，但也不是毫无争议。如有人认为鉴定书中对死者心脏潜在的病理性改变及其与特殊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致死机理的阐述并不是很清楚。
本案充分暴露了我国司法鉴定体制、鉴定程序以及鉴定意见等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正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05年2月28日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规定》，对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作了重大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人们对本案的普遍关注和争议推动了我国司法鉴定体制和鉴定程序的改革。
[1] 基本案情摘选自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04）雨刑初字第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