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许多公益措施是被“下层阶级”的进攻逼出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立法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根据这一点，许多聪明人（请看我们俄国那位不大高明的次等社会学家塔赫塔廖夫）便认为，国家不是纯阶级的组织，因为它必定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可是我们只须稍加思索，就能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例如，当资本家在罢工的威胁下认为让步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时候，资本家是否会不再成为“纯粹的资本家”呢？当然不会。国家也是这样。当然，阶级国家可以向其他阶级让步，如同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雇主向工人让步一样。但这决不说明，国家不再成为纯粹的阶级国家，而变成什么阶级联盟的组织即实际属于全社会的组织。
这当然也是库诺夫先生不能理解的。但是，看一看上面提到过的厚颜无耻的汉斯·德尔布吕克教授怎样嘲笑这些读书过剩的伪造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倒是颇有意思的：“我们这些具有社会政治思想的资产者（sozialpolitischdenkendenBurgerlichen）跟你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程度上（gradueller）的区别。你们，我亲爱的先生们，只要沿着你们所走的道路再走几步，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迷雾就会消失！”[57]
（八）阶级，政党，领袖[58]
通常谈到阶级的时候，所指的是由于在生产中处于共同地位，从而在分配中处于共同地位，从而具有共同的利益（阶级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人的集团。但是，如果认为每个阶级都是某种清一色的整体，其中所有各部分都相等，张三怎样，李四也怎样，那就未免太幼稚了。
为了通过实例来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现代工人阶级。在这里，事实决不仅仅在于智力上或才能上不平等，工人阶级各部分人的地位、“生活”也不一样。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第一，经济单位的完全一致是没有的；第二，工人阶级并不是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农民、手艺人、小市民等，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集团中不断产生的。
事实正是这样。规模宏大、设备优良的工厂的工人属于一种状况，小作坊的工人又属于另一种状况，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里差别的原因在于企业本身以及企业的整个工作制度的差别。另一个原因可以说是在于无产者的工龄的长短。刚进工厂的农民跟从小就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是不一样的。
“生活”上的差别也就反映在意识上。无产阶级在觉悟上是不相同的，正如它在地位上不相同一样。只是在与其他阶级比较时，才看出它是或多或少地相同的。但如果对它的各个不同部分进行考察，那就会得出上面所描绘的那种情况。
由此可见，就阶级觉悟来说，即从对待长远的、一般的利益，而不是从对待小圈子的、集团的、自私狭隘的、个人的利益的态度，也就是从对待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态度来看，工人阶级可以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团，正如一根链条具有结实程度不一的许多环节一样。
正是这种阶级的非单一性，成为政党之所以必要的原因。
事实正是这样。我们姑且假设，工人阶级是完全和绝对单一的。这样的话，它也许每次都能够万众一心地采取行动；为了领导一切行动，可以轮流推举一些人或一批人去干，经常性的领导组织就会是多余而不必要的了。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斗争的领导是必要的。这个领导之所以必要，尤其是因为敌人强大而狡猾，与他们的斗争是残酷的斗争。整个阶级应当由谁来领导呢？由阶级的哪一部分来领导呢？显然，由它的最先进、最有训练和最团结的那一部分。这个部分也就是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