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这一思想在这里第一次直率地概括地表述出来了。我们也要指出，在上面引用的地方首次使用了“生产方式”这个术语。
在书的另外两个地方可以发现对待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范畴——“生产关系”的观点——但这仅仅是一些观点而已。在第一个地方[50]，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提到了社会关系的物化问题（请比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象化问题和《资本论》中的拜物教与生产关系的物化问题）。列宁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自己的摘要中，他强调指出：“这一段话极有特色，因为它表明马克思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基本思想——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51]诚然，如果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认为这是观点的主要方面，那就错了。
在第二个地方[52]，马克思认为“经济的和工业的关系”是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这就是1844年秋天（9～11月）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关于未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完整观点的关键性的突破。
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在基本上没有依靠马克思的情况下，也在同一个方面独自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本人以下面的方式描述了自己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的基础。”[53]自1842年11月到1844年8月，恩格斯生活在曼彻斯特，他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转变正是在这一时期。然而把上面引用的论据同恩格斯上述时期的著作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对他这一时期的观点的成熟程度的评述中带有某种“追溯性的差异”。
后来恩格斯在公布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所取得的、比他自己更为概括的成果以后继续写道：“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54]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友谊和合作基础的历史性会见发生在1844年8月底，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刚刚写成之后。显然，这时他们通过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著作互相影响着对方。马克思的两篇主要文章显然使恩格斯独立产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开端更加巩固与深化了。刊登在《德法年鉴》上的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首先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部在十五年后被马克思称作天才的著作，是促使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动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