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北京十一学校历史特级教师魏勇在听了雷夫的讲演后，这样说：“我发现雷夫老师跟我们在场的大多数老师都不一样，他很不稳重，而我们一眼望去都是很稳重的人。当我看着他在台上演讲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学生，我会向这种老师说自己的心里话吗？’我想了一下，认为我会的。我会向像我这样稳重的老师说心里话吗？可能得先等等，因为我这样的老师太稳重了”，“我发现了一个让人熟悉但又觉得很震惊的事实：作为教师，我们是以一个虚拟的存在和学生相遇的，而不是真实地相遇。雷夫在台上不稳重，可能和学生在一起也是这样的，他是真实的、完整的，没有分裂的。而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中是一个样子，但在学生面前一下子就‘为人师表’了，变得比较严肃。也就是说，有时是一个由观念甚至偏见所构成的虚拟老师和学生对话”。[3]的确，我们教师很多时候是“分裂”的，这种“分裂”出来的教师和学生相遇时，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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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太行山的一所小学听课，有位教师的口头禅是：假如你们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可能犯罪，犯了罪就要进监狱，监狱的大门向你们开着呢。学生们互相开玩笑也学着老师的样子说：小心点儿，监狱的大门向你们开着呢！我听了不由一震，怎么可以用这种消极假设来教育学生呢？而教师却轻描淡写地说：“这只不过是个假设嘛。”
那位教师的假设很像是“蝴蝶理论”：失去了一个钉子，坏了一只铁蹄；坏了一只铁蹄，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个骑士；伤了一个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国家。按这种推论，蝴蝶翅膀扇起风，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后的力量是摧枯拉朽的。这种见微知著的理论在经营中是可取的，用在教书育人上则未免牵强。孩子终归是孩子，他们犯点小错误是难免的，改了就好，怎么可以抓住不放，用“蝴蝶理论”推导出一个阴森恐怖的监狱大门呢？[4]
二、教育的个性化
中国文化总体上是一种强调“统一”的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重视集体而非个体，重视整齐划一而非特立独行。这种文化价值观必然会反映在教育中，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模式可以用以下三句话概括。
一是“批量化生产”。大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在我们的教育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一所学校动辄三四千、五六千名学生，就是上万名学生的“巨型”学校也不鲜见；一个班六七十、七八十个学生已经是司空见惯。就连硕士生、博士生都在批量生产。
二是“方阵式教育”。过于整齐划一、缺乏弹性。一个个班级就好比部队阅兵时一个个方阵，虽说学生学有余力可以跳级，学习困难可以留级，但事实上能有几个学生跳级？留级一样不易，因为有指标限制，不是想留就可以留的。这样，在一个班里，往往会出现“成绩好的学生没事干，成绩差的学生急得哭”的现象。
三是“求全责备，求同去异，截长补短”。在一些教师看来，“全面发展”就是“全科发展”，就是门门课要达到80分、90分以上。一个学生即使他在某个学科上有特长、有优势，他也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扬长”，他必须“忍痛割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补短”上。其结果很可能是，长的被截掉了，而短的却未必能补得起来。最后是哪门课都知道一些，但哪门课都知之不深，冒尖人才始终不得“冒尖”。
目前总分“一刀切”制度过分注重公平，忽视了学生个性、特长的显露。所谓特长生往往由于某一门功课特别好，而总分平平，被堵在大学门外。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靠的是不断在各个领域打破常规，发现新知。有特长的人比各个学科平均用力、知识结构平均化的人更易取得特长领域的突破，这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这样讲，现有教育模式不改变，一流的人才就难以脱颖而出。
1.尊重差异，差异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