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态结构来讲，因为升学竞争，学生呈现出你死我活的角逐。成绩好的学生优越感强烈，他们不屑与差生为伍，唯恐沾染到“晦气”似的；成绩差的学生自卑感强烈，他们自感低人一等，不敢跟成绩好的同学“套近乎”，只跟同类学生互相“取暖”，甚至因为在班级中得不到温暖而到“街头小混混”中去寻找同情；中等生则“两头不靠”，班主任忙着“培优转差”，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他们，他们经常只能是“自生自灭”。我们多年来倡导的“抓两头带中间”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即便同属一个“层次”的学生，也未必很融洽，比如，成绩好的学生中间，因为升学竞争，我对你保留，你对我封锁，这次月考我排你之前你妒忌，下次月考你超过了我，我耿耿于怀……学生虽然一起同学数年，未必有多深厚的同窗情谊。
何为学校？学校何为？这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教育工作就很有可能出现偏差。应该说，学校不只是学生读书学习的地方，它还应该是他们寻找同伴、共同快乐成长的地方。有研究显示，在父母、同伴、教师三大影响因素中，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大、年级的升高，同伴对他们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美国詹姆斯·科尔曼教授在一项研究中，以20分为满分，考察学校中各种关系的凝聚力，发现师生关系9分，学生与班级的关系11.4分，而同辈人关系为13.7分，得分最高。
“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不断推进孩子们的社会化。其实，社会化是具体的，找到同伴并成为日后踏入社会的同盟者或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是教育的本义之一。”[4]相比一些国家实行的“走班制”的教学组织形式，我们的学生基本上被固定在一个行政班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不过是一个四五十人或五六十人的小圈子而已。而就是这么可怜的一个小圈子，还被人为地“撕裂”，“老死不相往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种情况对三部分学生的社会化都是有害无益的。
百余年前，美国著名作家西顿创办了一种青少年野外学习组织——印第安林学知识小组，在其撰写的《桦树皮手册》修订版中，他提倡“非竞争性质的比赛”。他说，男孩不应把其他伙伴当作敌人，而应与时间、空间、自然力等进行比赛；比赛目的不是压倒别人，而是努力提高自己。
在日本中小学校，学生的各项活动多以团队为单位进行评价，他们有意回避对个体业绩作过多的渲染，甚至都不太愿意提及与竞争相关的字眼，而是更多地把合作挂在嘴边。在芬兰，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从本质上来讲，是鼓舞人心的，是支持性的”，评估完全是诊断性的，“目的是找出在不同的学习结果中，以及整个学校体系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此，学校和学生能集中精力学习，而没有被互相比较的压力”。[5]今天的社会，远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任何一个大的工程、大的项目，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兵团式作战的结果。前些年，人们都在热谈“硬实力”“软实力”，现在看来，有比“硬实力”“软实力”更重要的一个力，那就是“合作力”！
教育不是奥运会，不要非得什么活动都要分出一二三名、冠亚季军，学校各项活动，应更多地采用“达标”的方式，即设置条件和标准，学生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能获得奖励。这样，就可以鼓励学生与“标准”竞赛，不断地挑战与超越自我，而不是非得在同伴中寻找“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教育过程一旦布满了“速度主义”的雾障，充斥了对“赢”的追逐和对“终点”的迷信，当教育成为“赢者通吃”的时候，教育就不成其为教育了。
[1]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1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2] 于永正：《给马金花的一封信》，载沈志冲主编：《教师修养文萃》，35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3] 曹保印：《培养人性是教育的最低标准》，载《中国教师报》，2003.07.16。
[4] 李希贵：《李希贵学校管理沉思录》，载《人民教育》，2011（12）。
[5] 图伊嘉·塔米：《学校和学生不被相互比较》，载《北京教育》，2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