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也是创造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对健康都作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把健康称为人的第一权利，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法国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英国教育家洛克强调，若没有健康就不可能有什么幸福而言；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则形象地指出，健康的乞丐比有病的国王更幸福。的确，没有健康的人生，一切都会黯然失色，快乐和幸福犹如水中月、雾里花，可望而不可即。健康是基本人权，达到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内一项最重要的社会性指标。目前，我国国民健康素质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保健意识淡薄
1985年，原国家体委科研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在对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只有58.52岁，在岗的知识分子中61.08%的人患有各种疾病。这一调查结果曾引起强烈反响，“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在人们心中投下了一道阴影。
时过10年，还是这位研究人员，还是在中关村，对中国科学院所属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进行为期数月的调查，发现去世的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只有53.34岁——远远低于北京市1990年统计的73岁的人均期望寿值，甚至比他10年前调查的死亡平均年龄还低了5.18岁；与此同时，在岗知识分子中患有各种疾病的比例，也由10年前的61.08%上升到70%——高出了约9个百分点。于是，舆论界再次发出“知识分子何时不再英年早逝”的呼声。
为什么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的寿命反而减短，患病率反而增加呢？
在“知识分子何时不再英年早逝”的舆论呼声中，原国家体委的一位负责人率领有关人员到中国科学院进行调查，令他们吃惊的是知识分子极低的保健意识。用一位副研究员的话来说，中国科学院很多中年知识分子的“自我保健意识属于小学水平”。
其实，许多疾病只要稍稍注意一下就可以防范，即便是得了病，只要注意治疗保健就不会影响事业。但有些人就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怕耽误时间，不愿意去花那份心思，结果因小失大，以致于产生令人不可想象的后果。
二、忽视身体锻炼
“生命在于运动。”适宜的体育运动是增强体质、防治疾病、保证健康长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对于脑力劳动者尤其如此。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类越来越远离动物属性，其生物适应能力和抵抗疾病的能力也越来越低，这种现象在当代社会尤为突出，以致人们把许多疾病都称为“文明病”。而体育，则是唯一能有效战胜这些“文明病”，对人类健康造成有利影响的活动，是唯一能最大限度挽留有利于人类健康的动物属性的行为。
我们稍稍留意一下周围，不难发现身边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事的主要是脑力劳动，加之自我保健意识淡薄，活动量越来越小。前面提到的前国家体委科研所的那位研究人员，在对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健康状况进行了10年追踪调查后发现：体育锻炼在知识分子的健康保护中多是充当治病的方法，而非预防的手段；10年前，至少有50%的受访者在病后开始体育锻炼，而一直能坚持锻炼的不足5%；10年后，前者比率上升到6l.3%，而出于预防需要的自觉锻炼者越来越多。
三、忽视心理健康
根据一项以全国12.6万名大学生为对象的抽样调查表明，20.23%的人有心理障碍，主要是学业上的忧虑、人际关系的苦恼、因经济上的攀比引起的心理失衡以及在恋爱上产生的心理困扰。
天津市曾对5万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焦虑、恐惧、抑郁等心理障碍者占16%。天津市某高校有一名数学系新生，在中学时是受人崇拜的“数学尖子”，进入大学后不久，在一次摸底考试中因试题偏难而未能及格，心理上无法承受，竟跳楼身亡；还有一位来自边远农村、家境贫寒的大学生，入学后看到周围许多同学生活条件比自己好，由羡慕到自卑，变得郁郁寡欢、性格孤僻、离群索居，终于发展为抑郁型精神病而不得不休学。
根据北京16所大学对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因生理疾病休学、退学的人数分别占总的因病休学、人数的37.9%和64.4%；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该校学生因心理疾病死亡的人数占该校学生死亡人数的一半。
忽视心理健康还表现为对心理健康问题讳疾忌医。就像身体某一部位感到不舒服而需要检查治疗一样，心理上出现问题，也应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检查治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国人却普遍难以接受。
中国人习惯把心理疾患与道德品质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不宜公开，把自己的痛苦压抑在心中，不愿流露，以致积郁成疾，酿成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