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崇尚和研究古代文化的风尚为古典主义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在15—16世纪期间，意大利就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文艺理论，初步提出了悲剧创作的“三一律”问题。16世纪后期，法国的龙沙、英国的本·琼生等作家有意识地模仿古代创作方法，借用古代题材、人物进行创作。同时，“三一律”的研究从意大利转向英、法、西班牙等国。在法国，由于人们模仿与借用古代题材、人物和艺术手法的创作倾向的盛行及“三一律”理论的成熟，加之崇尚古典的崇高、典雅与华丽的宫廷趣味的影响，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应运而生。
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虽各有侧重，但从古典主义思潮的总体上来看，古典主义文学大致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
首先，政治上，拥护王权，主张国家统一，歌颂贤明君主。17世纪的著名古典主义作家大都和王权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或领取年金，受到国王保护，或在宫廷担任重要职务；他们的创作也不同程度地以礼赞的态度对王权政治歌功颂德。布瓦洛在其文艺论著中，极力宣扬国王的文治武功，号召“诗人齐声赞美”路易十四（《诗的艺术》）；高乃依在创作中表现个人利益、家庭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思想（《熙德》）；莫里哀也在创作中颂扬国王英明、明察秋毫、英明果断（《伪君子》）。这些作家歌颂的君主都是理想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王，这一政治倾向是资产阶级政治利益在文学上的反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
其次，思想上，推崇“唯理论”，主张用理性克制个人情欲，履行公民义务。古典主义文学是一种崇尚理性的文学。布瓦洛号召作家“首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这句名言成为古典主义作家创作奉行的准则。由于作家在人物塑造中过分强调突出理性，人物性格往往呈现概念化、类型化特点。
再次，文学上，把古希腊罗马文学作为典范，注重形式格律，要求戏剧创作严格遵守“三一律”。古典主义作家把文艺复兴时期向古代学习的倾向，发展到极端，不仅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选取题材、借用人物，而且在形式上也极力模仿古代。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还从古代寻找创作的理论依据，并且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曲解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声称从中总结出所谓的戏剧创作“三一律”，即时间、地点、情节的统一。故事情节进行的时间不超过一昼夜，剧情自始至终在一个地点发展，而且必须服从统一的情节主线。“三一律”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空间、情节冲突方面高度集中，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把它作为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要求作家不得越雷池一步，这就限制了作家的创作和文艺的发展。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以戏剧成就最为突出，出现了以高乃依和拉辛为代表的悲剧家和以莫里哀为代表的喜剧家。此外，重要的古典主义作家还有被称作“古典主义立法者”的文艺理论家布瓦洛和寓言诗人拉封丹。
彼埃尔·高乃依（1606—1684）是古典主义悲剧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熙德》（1636） 取材于西班牙中古民族英雄熙德的传说，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之作。高乃依一生写有30多部悲、喜剧以及芭蕾剧作品。除了著名的悲剧《熙德》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贺拉斯》（1640）、《西拿》（1640）与《波利厄克特》（1643）三部作品。这些悲剧创作多取材于古代罗马历史，突出了庄严、崇高的古典主义美学风格。它们塑造了一批理想的贤明君主和富有理性、责任感的英雄形象，歌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体现了法国王权强盛时期的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