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述诸多对立性格因素的冲突，于连时而理智，时而冲动。因此，理智与冲动是于连身上的又一对重要性格矛盾。一方面，于连富于理性，自制力强，凡事都周密考虑，细致分析。如为了引诱德·瑞那夫人，他像个“军事战术家”一样，“一开始就为自己起草了一份完整和细致的作战计划”。对付玛特儿小姐，他更是采用“欲擒故纵”的战术，极其高明地从精神上战胜她。另一方面，于连也极富**，容易冲动，往往不假思索便采取行动。枪击德·瑞那夫人便是一例。当时，他的美梦已破灭，在深深失望中勃然大怒，丧失了理智，在一时冲动之中本能地做出了杀人的决定。于连这一对矛盾的性格因素及双重人格，真实地揭示了其反抗性、妥协性和动摇性。由于统治阶级拒绝一个平民分享其权力的要求，所以于连最后仍以一个反抗者的身份而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这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
于连的悲剧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其自身性格的悲剧。从前者来看，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平民青年个人奋斗、个人反抗的典型。他不满现实，敢于冲击束缚个性与才华的封建等级观念，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以单枪匹马的方式，反抗整个上层社会，力求有所作为，但最终遭到失败。因此，他的悲剧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青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无从发挥、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剧。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等级、存在不平等现象，这一形象就有其普遍的现实意义。从后者来看，为了进行反抗，为了求得自我发展，在到处是“狼”的社会里，于连不得不先把自己变成“狼”。他动用答尔丢夫式的手法来与“答尔丢夫”们乃至整个上层社会搏斗，以卑鄙的手段来达到理想的目的。因此，他给自己戴上了一副虚伪的面罩：他本是一个无神论者，却扮演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精神和信念上倾向于雅各宾党人，却参加了保王党的阴谋；他是一位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却处处要装得像他所鄙视的贵族。这样，他性格中的好坏两面便经常处于悲剧性的自我搏斗中，当好的一面占上风时，他是一位叛逆者、反抗者，同情穷人，富有理想；而当坏的一面居优势时，他是一个狡诈、虚伪乃至道德沦丧的人，一个骗子，一个妥协投降者。
小说通过于连这一形象，对在不平等的社会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从而使小说的思想内涵达到了哲学的高度。
文学是人学，描写人性，揭示人浩瀚多变的心灵宇宙，表现人复杂的本质内涵。认识人自身，是文学的重要任务。《红与黑》就是如此。它通过一个出身下层的平民青年，极力追求人身自由、心灵自由、人格自由，力图挤进上流社会，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理想的搏斗史及其最后的失败结局，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单枪匹马的个人与不平等社会奋斗时的不幸命运，对人类个体的生存与奋斗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使于连成为个人奋斗的悲剧典型，引导读者思考个体在不平等的社会里该如何生存、发展这一带有哲学深度的普遍问题。一方面随着社会越来越现代化，个人越来越成为庞大机器体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零件，而复辟势力与大资产阶级更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出身和地位，这就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严重失调。另一方面，受资产阶级大革命高扬个性教育影响的平民青年，不仅要生存，而且渴望得到发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理想。一方面，正统教育教给他们高尚、善良、博爱；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诱使他们狡诈、伪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这样，他们便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在自身的矛盾中，走向毁灭。
小说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一是灵活而严整的情节结构。作家借鉴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形式，而又创造性地精心安排了纵线发展与横向层面的交织、反思与预言性场面的前后呼应，使情节结构灵活而又严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