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小说暴露了教会的黑暗，僧侣的伪善。天主教会和反动政府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教会可以干预政事、垄断官爵，政府则利用教会来压制人民。小说中的僧侣大都是王朝的爪牙、政府的密探，居民们读什么书籍、看什么报纸、家里来什么客人都被他们打听得一清二楚。贝尚松神学院是教会的缩影，在这个“人间地狱”中，青年人遭到毒害和摧残。这里的神职人员卑鄙自私，追名逐利，假借教会的名义骗取钱财。教会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整个教会漆黑一团，充满了阴谋和罪恶。
再次，描写了人们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反映了资产阶级凭借经济实力与封建贵族争权夺利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金钱势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冷酷的金钱关系，“唯利是图”决定了维立叶尔市的一切。德·瑞那市长为了妻子将要继承的大笔遗产，宁愿忍耻蒙羞地戴着“绿帽”。老索黑尔竟在儿子临死前还要去勒索钱财，让儿子偿还养育费。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凭借经济实力，与封建贵族争权夺利，如围绕维立叶尔市第一副市长职位，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大权在握的贵族阶级随时感到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的威胁，不得不哀叹“被自由党人包围了”。
小说最大的成功是塑造了于连这一杰出的典型形象。这是一个浑身矛盾、性格分裂但又变化发展的艺术形象。在《拉辛与莎士比亚》里，斯丹达尔提出“要描写处在社会关系中人物性格形成的过程”，在《红与黑》这部小说里，他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于连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正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塑造出来的。
于连出身于一个需依靠自己劳动的第三等级家庭，从小清秀文弱，不善体力劳动，因而受到父兄们的轻蔑、打骂，从小就培养了反抗性格，由于年幼弱小，这种反叛只能采取一种虚伪的形式。他聪明好学，有超人的记忆力。老军医和书本的影响，不仅强化了他的反抗性，而且造就了他性格中自尊、善良、纯洁的品质，滋长了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以及干一番大事业、建立“理想世界”的雄心。他生长于追名逐利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追名逐利、见风使舵的习气。后来他发现当教士是一条向上爬的捷径，“如今我们见到40岁左右的神父们，能拿到10万法郎的薪俸，三倍于拿破仑手下著名大将的收入”，于是，他不再提起心目中的偶像拿破仑的名字，而把拉丁文《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以便将来做一个有财有势的大主教。可见，在走入社会之前，于连性格中已有诸多矛盾对立的因素：既自卑又自尊，既纯洁善良又虚伪自私，既理想高远又急功近利，既有反抗性又有妥协性。
在唯利是图的维立叶尔市，他一方面保持着强烈的自尊，以高傲、鄙视对抗贵族的傲慢；另一方面，他的追名逐利的习气得到发展，宣称“宁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在阴森伪善的贝尚松神学院，他在保持理想、自尊的同时，伪装虔诚，等待时机，以答尔丢夫式的办法对付“答尔丢夫”们。在阴险反动的木尔侯爵府，他的自尊、善良虽还不时闪现，但已开始放弃个性，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对德·瑞那夫人他还有真情，对玛特儿小姐则只有欺骗与利用。在狱中，于连终于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作反抗的举动”，因此必然遭到统治阶级的严惩，以杀一儆百，惩戒那些对现实不满、想要改变阶级地位的平民青年，后悔自己“为了漂亮出色的虚荣，而放弃了简单平凡的真理”。他拒绝上诉，拒绝忏悔，以死来表示对那个不公正社会的抗议，恢复了自己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