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主义的产生，首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业化、都市化日益扩大，现实生活中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庸人主义气息浓得令人窒息，文艺作品也越来越商品化，唯物论、科学、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过于强调客观、重视物质，也开始使人厌烦，而科学的发展，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向人们展示了上帝所代表的神性价值的虚幻，以致后来尼采终于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神恩已不能安慰孤独、苦难的心灵，人的存在已无所依恃，人于是试图通过极力追求形式来确立、固定某种可以为生命所把握的审美价值，并表达自己对无所依恃的存在的不安定思绪。王尔德在《英国的文艺复兴》中宣称：“在这动**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何方呢？……在那里一个人至少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纷扰与恐怖，逃避世俗的选择”。这样，在一种现实的幻灭感和价值的危机感中，唯美主义便应运而生，它以唯美的艺术来反抗和自卫，试图在反人道、反诗意、没有艺术也没有美、价值虚无的丑陋现实社会里，维护人道和个体的存在、保存诗意、创造新的艺术和美、确立新的价值。这在当时是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的，应充分肯定。其次，它的出现有其一定的文学美学传统。柏拉图的诗学中已有审美不能搀杂欲念或利害关系观念的萌芽，中古的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美是“上帝赋予的形式”，并说美是非欲念的、无外在目的的。康德发展了托马斯的观点，认为审美活动必须对审美对象持“无利害”态度，审美主体才是自由的。他还认为，美的特点就是超脱利害关系的快感，只要掺杂一点利害关系的计较，就会因陷于偏私而使真正的审美成为不可能。因此，康德认为审美快感来自形式美。席勒、谢林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念，从而对19世纪的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唯美主义也深受其影响。
唯美主义为现代西方文学艺术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其一，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艺术的独立与自足，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使艺术获得了非实用性和无功利性的纯粹独立的本质。唯美主义反对文学有任何功利、实用目的，认为艺术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目的，与政治和道德没有任何关系，从而第一次明确地将文艺从道德的附属品和社会工具的地位上拉出来，使之具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成为独立的人文科学门类。从此，文艺由一种“文以载道”的工具或社会、政治的武器转变为纯粹而独立的艺术品，出现了现代文艺与传统文艺的根本分界，文艺获得了自身的纯粹性与独立性，这对于现代西方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来说意义非凡。由于强调文艺不再是一种载道的工具，唯美主义与传统文学所高举的真善美统一的标准分道扬镳，突破了只能歌颂善这一在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中界说可以全然不同的道德标准，而可以描写生活的一切现象，“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美学的水平上了——丑也是美，即便是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惑人的审美辉光中发出诱人的光芒”[4]，从丑与恶中也可以发掘出艺术之美来，从而大大拓展了美的领域，扩大了艺术表现的范围和能力，并对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以及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等产生较大影响，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同时，这种强调艺术自足、独立的观念，也为20世纪西方文学及美学转向文学本体做了理论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