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生物角度的人物观。自然主义在科学的指导下，充分发现了人除了社会性外，生物性的作用也很巨大，因此，它在社会性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的生物性，并从生理性、病理性、遗传性对人的影响方面，对人和人性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描写，从而开拓、充实了对人性全面、深入的真实描写，因此，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揭示了人的生理性、病理性、遗传性等生物性对人的深刻影响，从而具有一种生物角度的人物观。这样，它“把人的‘血’与‘肉’都带进了文学，它开拓了一个新的方面，即人的‘灵’、人的‘情’、人的‘欲’与人的生理条件、血肉之躯的关系，在左拉的笔下，绮尔维丝开始贪杯，第一步走向堕落，并不仅仅是社会环境影响与个人心情恶劣的结果，而是与她身体条件的内因也有关系，莫泊桑笔下的杜洛阿固然是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的‘同胞兄弟’，但我们在拉斯蒂涅身上只看到野心、贪欲、谋略与手段，而在杜洛阿身上，则不仅看到他的野心、贪欲、谋略与手段，而且还看到了对所有这些有所影响、有所刺激、有所推动的生理要求与冲动，即饮食男女之类的要求与冲动”[3]。而生理、病理、遗传对人的影响，已为现代科学所彻底检验与证明。某种程度上，自然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较之现实主义是更为全面、真实的人，是社会性与动物性兼备的人，因而，他们把对人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自然主义的发源地是法国。自然主义的领袖和理论家是左拉（1840—1902）。在19世纪80年代初，他发表了《实验小说论》（1880）、《自然主义戏剧家》（1881）、《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一系列自然主义论著，建立了一整套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泰蕾丝·拉甘》（1867）、《玛德莱娜·费拉》（1868）是其最早的自然主义作品。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副标题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其目的是：“第一，研究一个家族的血统和环境的问题……以生理学新的发现为线索，到那里去发掘”，“第二，研究整个的第二帝国时代，自‘政变’起，到今日为止”。它包括20部长篇小说，创作花费了25年（1868—1893），重要作品有：《崩溃》《妇女乐园》《金钱》《小酒店》《萌芽》《土地》《娜娜》等。
在1879年夏天的某夜，莫泊桑、于斯曼（1848—1907）等5位作家聚会于左拉的梅塘别墅，商议各写一篇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后以《梅塘之夜》为名出版，成为法国自然主义运动的宣言，6位作家中当时最默默无闻的莫泊桑因《羊脂球》而一举成名，此后就把19世纪后期以左拉为首的6人自然主义文学集团称为“梅塘集团”。
自然主义文学在法国最为繁荣，除左拉外，著名的作家还有龚古尔兄弟、都德和莫泊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