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不仅在理论上力倡自然主义，而且在创作中大胆实践自己的主张。早在创建自然主义理论之前，就写了《黛莱丝·拉甘》（1867）、《玛德兰·费拉》（1868），实验其“生理主义”。在70—80年代，他还组成了自然主义“梅塘集团”，推动了自然主义运动，成为法国自然主义文学领袖。
最能体现左拉革新精神的，是模仿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包括20部长篇小说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其基本内容如副标题所示，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左拉描写生活有两个视角：“生物学”和“社会学”。生物学“研究一个家族的血统和环境问题……以生理学的新发现为线索，用一种科学方法，到那里面发掘。”它突出人的本能、动物性、生物性、遗传性及其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全书的第一部《卢贡家族的命运》（1871）主要描写家族的老祖宗阿黛拉意德·福格所接受的遗传基因及其对后代的影响。她受父亲的遗传基因影响，患有精神病，但在两次婚姻中由于所嫁对象不同而生下不同的后代。她先嫁给健康的园丁卢贡，所生的孩子多数健康，只有少数受母体影响患有精神病。卢贡死后她跟神经不正常、酗酒成性的私货贩子马卡尔同居，所生孩子均因遗传因素而患有各种先天性疾病。不仅如此，遗传基因还影响、制约、决定着人物的命运。在以后的作品中，卢贡血统的子嗣大多为金融家、医生、政治家等上流社会人士，马卡尔血统的子嗣多数为工人、农民、店员、妓女等下层社会成员。生物性成了左拉描写人与社会的基本角度，由此进入“社会史”的研究。
《卢贡—马卡尔家族》 对第二帝国时代的“社会学”研究，几乎涉及左拉生活时代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如《卢贡大人》（1876）、《普拉桑的征服》（1874），军事如《崩溃》（1892），宗教如《莫雷教士的过失》（1875），商业如《女福公司》（1883）、《贪欲》（1871），金融如《金钱》（1891），工人如《小酒店》（1882）、《萌芽》（1885），农民如《土地》（1887），家庭如《爱的一页》（1882）、《巴黎之腹》（1873），科学如《巴斯卡尔医生》（1893），艺术如《作品》（1886），交际如《娜娜》（1880）等。
不过，对人与社会的“生物学”和“社会学”解读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并行不悖、相互交织的。只不过，有的作品侧重于“生物学”解剖，有的倾向于“社会学”透视，有的则几乎二者得兼。与此相应，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卢贡—马卡尔家族》中此消彼长、交相辉映：《人兽》（1890）、《莫雷教士的过失》《土地》等作品自然主义倾向明显，《卢贡家族的命运》《萌芽》等作品现实主义精神鲜明，《小酒店》则两者均衡。
左拉以善写系列小说著称。他的第二个系列小说是《三名城》，包括《鲁尔德》（1894）、《罗马》（1896）、《巴黎》（1898），揭露教会腐败，主张科学改良社会，自然主义成分骤减。第三个系列小说是《四福音书》，包括《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1903）、《正义》（未完成），表现作者的社会改良理想，标举科学，表现出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特征。
左拉受惠于崇尚自然科学的时代，将生理学、遗传学引入文学，力倡自然主义，虽然难免片面、偏颇之嫌，但却开拓出文学描写的新领域——人的生理性，呼吁人们关注人的生物性、本能、欲望，自有其合理性。诚然，强调人的动物性而忽视人的社会性是不可取的，但一味看重人的社会性而轻视、乃至无视人的生物性同样不可取。左拉打破了古希腊以降西方文学神化人的传统，丰富了西方文学人的内涵。其对人的非理性情欲的描写、非英雄化的刻画，又开启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之门。
二、《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