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通过娜拉的觉醒与反抗，表现了中、小资产阶级妇女要求人格独立、自主解放的愿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宗教、婚姻家庭等规范提出了质疑。对小资产阶级平等幸福生活外表下掩盖的利己主义关系、资产阶级虚伪，以及不合理的道德、法律、婚姻观念也进行了批判，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进步的历史作用。有人把它称作“妇女独立的宣言书”。易卜生所探讨的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夫妻地位的不平等、妇女作为人的权利的争取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如何建立和谐、幸福的两性关系的思考，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娜拉是一个善良、热情、富于责任感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她的觉醒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初，娜拉的一举一动都洋溢着活泼可爱、乐观向上的朝气。她精心照料家庭，体贴丈夫，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爱自己的丈夫，相信丈夫也同样爱她，为自己能够想出办法给丈夫治病而感到欣慰和骄傲，对这种为丈夫牺牲、受丈夫宠爱的家庭生活十分满意。她的善良与热情也感染着她周围的人：她帮助生活窘迫的老同学林丹太太寻找工作；对身患重病的阮克医生给予人道的关爱与安慰……如果说在矛盾爆发之前娜拉只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家庭主妇的话，那么，在矛盾爆发之后，则成为一个敢作敢当、敢爱敢恨的倔强女性。这表现在她承担责任的勇气上。虽说冒名借债让她内心不安，然而，面对债主威胁，她没有逃避，而是承担责任，甚至自杀也在所不惜。而最能体现其觉醒的还是她面对自己不平等的地位和处境，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斗争与反叛。当她看清了海尔茂的自私虚伪的面目时，也终于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在这儿我是你的‘泥娃娃老婆’，正象我在家里是我父亲的‘泥娃娃女儿’一样。我的孩子又是我的泥娃娃。”，“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她毅然决然离家出走。面对海尔茂利用社会舆论和家庭责任的发难，她说：“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或者至少我学做一个人。”面对海尔茂利用宗教、道德的诘责，她的回答是：“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易卜生通过娜拉形象的塑造，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虚伪和法律的不公，寄托了妇女解放的理想。
海尔茂是资产阶级法律、道德的维护者的形象。从资产阶级立场看，海尔茂无疑是个好丈夫、好公民和成功人士。他规规矩矩、奉公守法，是个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而骨子里却是一个自私虚伪的懦夫。他辞退柯洛克斯泰的理由是此人“品行不佳”，实则因为对方知道自己的底细。他对待妻子娜拉的 “爱”，建立在男权中心的基础之上。他口口声声称自己爱娜拉，用各种亲密的昵称称呼她，还信誓旦旦地盼望能有危险威胁她，好有机会表现他的真爱。一旦危险真的来临，他非但不能保护，反而大骂娜拉，“伪君子”、“下贱妇人”，毁了自己的幸福……他把妻子只当作私有财产，当作自己手中的玩物，从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对待。他把爱挂在嘴边，认定女人理所当然为丈夫做出牺牲。妻子伪造签字借钱，不仅仅违背了资产阶级的法律，更重要的是毁坏了自己的名誉。因此，他接到威胁信而大发雷霆，还用犯罪遗传论来斥责娜拉，斥责她父亲的坏德行，并剥夺她对孩子的教育监护权。而当娜拉为争取自己独立人格要出走时，海尔茂则以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向妇女提出的“神圣”责任劝阻娜拉，用宗教观念责问娜拉，用道德意识限制娜拉。海尔茂俨然成了资产阶级法律、道德的代表和化身。易卜生通过海尔茂的形象不仅揭开了资本主义世界婚姻表面温情的面纱，而且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