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1868－1883）多为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挪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易卜生的浪漫主义幻想破灭。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爆发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出现等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进一步激发了易卜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热情。易卜生渐渐发现，只停留于挖掘过去伟大历史时期的题材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转而着眼于对现实及个人道德问题的审视，尤其善于通过家庭中的各种亲情关系来透视社会痼疾。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批举世瞩目的“社会问题剧 ”。所谓“社会问题剧”，是易卜生创立的以再现现实为目的，以大胆揭露重大社会问题为核心的剧作，涉及资本主义政治、法律、道德、教育、家庭、妇女等诸多问题。主要有《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和《人民公敌》（1882）等。这些剧作都直接干预现实，讽刺犀利而深刻，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社会支柱》探讨了社会道德问题和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在道德上的价值。剧中，资产阶级道德的化身、道貌岸然的造船厂厂主，实际上是个盗窃别人钱财的道德败坏的伪君子。这就是所谓“社会支柱”的本来面目。《人民公敌》展示了一个正直的医生斯多克芒揭发社会丑行的艰难历程。斯多克芒发现疗养区矿泉中含有传染病菌，不顾市长和浴场主的威胁利诱，坚持改建矿泉浴场，并举办演讲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当权者却利用这次集会煽动民众，操纵“民主的”表决机器，宣布斯多克芒为人民公敌。作者通过病菌毒害问题，揭露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对现实痛加针砭；又通过斯多克芒这个孤军奋战的人物形象，鼓吹“惟天下之最强者，乃能特立独行”，进一步宣扬“精神反叛”的个人主义思想。
晚期（1884—1899）由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转向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挖掘，主要为象征主义的心理剧。所谓象征主义心理剧是指以象征、暗示、隐喻等手法，表现直觉和幻想，追求所谓内心的“最高的真实”的戏剧。易卜生以诗人和先知般的笔触探向人类灵魂的深处，考察和询问人间苦难及存在尴尬的种种内在因素，弥漫着感伤和神秘的气氛，而且愈到晚年这种倾向愈加明显。这类剧本在国外创作的有《野鸭》（1884）、《罗斯莫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高布乐》（1890）。《野鸭》被认为是易卜生所有戏剧创作中颇为令人困惑和茫然的一部。剧本表现了几个人物如同受伤的“野鸭”式的人生——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死啃住海藻、海带和水里的脏东西。剧本中经常出现一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的评价——“你很有几分野鸭的味道”。1891年，身居国外多年的易卜生返回挪威，其创作热情不减当年，写作了《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1896）、《我们死者醒来的时候》（1899）等。《建筑师》堪称易卜生对自己一生进行回忆、总结和评判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自传意味。功成名就的建筑师索尔尼斯，面对事业和婚姻的种种压力而陷入人生的迷雾，行走在道德的边缘。他随着神秘女子希尔达的出现而彻底改变，最后失去了生命。剧本引发了人们对易卜生写作目的的各式猜想，有人甚至感到“陌生，奇怪，模糊，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