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早期创作相比，马克·吐温在这个时期诙谐滑稽的因素明显减少，增强了对现实严肃冷峻的思考，轻松幽默转为辛辣的讽刺。其创作思想亦更加深化，技巧趋于成熟。《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的相继问世，标志着马克·吐温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前者以汤姆及其伙伴哈克等一群孩子的生活、游戏和冒险活动为主要内容，讽刺揭露美国现代文明社会和成人世界的虚伪庸俗。小说对儿童心理的描写十分细致生动，并把生气勃勃的儿童世界与刻板陈腐的学校教育以及庸俗虚伪的成人社会相对照，收到强烈的讽刺效果。后者是前者的姊妹篇，堪称马克·吐温的代表作。
80年代，马克·吐温创作了一系列以封建制度和宗教为讽刺对象的作品。《王子与贫儿》（1881）假托发生在16世纪英国的一位王子因与一个贫儿长相酷似而互换身份，王子代替贫儿经受种种苦难，而贫儿则显露出治理国家的才华的故事，揭露英国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压迫欺凌，并以此讽喻当时美国统治者镇压、迫害工人的社会现实。《在亚瑟王朝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1889）则以荒诞的形式写一个19世纪美国铁匠汉克·摩根受伤昏迷后来到6世纪的英国亚瑟王朝的故事。他震惊于满目的肮脏、疾病、冷漠以及对人权利的粗暴践踏，尤其是专制的横行和人们对专制的顺从。他想以工业革命和普及教育来改变这一切，结果归于失败。作品在批判封建君主制度的同时也宣扬了理想的民主制度。《傻瓜威尔逊》（1893）是以一个具有黑人血统的女奴罗克森娜把自己襁褓中的婴儿与白人主人的儿子对换的故事，抨击“白人优越论”的荒谬，表明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思想。《百万英镑》（1893）则通过一个流浪汉得到一张百万英镑钞票后的喜剧性经历，揭示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魔力以及对人心灵的毒化作用。
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是马克·吐温创作的晚期。1893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时，马克·吐温经营的印刷厂破产，为了还债，他离开美国到世界各地巡回演讲，先后到过非洲、欧洲、亚洲、澳洲等各地，目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惨重灾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逐渐成为一个反帝国主义者。1898年他还清了所有债务。1900年返回美国后，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札记和随笔，并经常发表演说，表明他的反帝、反战的立场。他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有深切同情，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给予支持。他说：“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欧洲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地欺凌中国，我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去。”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1899）是马克·吐温晚期最优秀的小说。作品叙述一个外乡人带着一袋“金币”来到模范小镇赫德莱堡“报恩”，终使镇上19个最为“诚实”、“廉洁”的头面人物争先恐后，丑态百出，败坏了这个城镇享有三代的“诚实”、“清高”的名声。它尖锐讽刺了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拜金主义的罪恶。
1906年以后，马克·吐温主要撰写和口授自传。散文《什么叫做人？》（1906）和应他要求在死后发表的中篇小说《神秘的陌生人》（1916），都有对人类文明及其前途的悲观情绪的流露。加之十余年间他的两个女儿和妻子相继去世，更加重了他的忧郁。70岁后，他为自己定做了14套白色衣服和100条白色领带，所到之处银装素裹，直至逝世。
在美国，马克·吐温有着不同的画像，有人说他是供人消遣的滑稽家，有人说他是愤世嫉俗的讽刺家，也有人说他是见风使舵的庸人，所谓“马克·吐温”问题，百年以来从未停止过争议。无论如何，马克·吐温的创作标志着美国文学走向成熟和繁荣，他对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贡献功不可没。
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