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丹》出版于1936年,是印度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丰碑。小说着重刻画的是农村,以现实主义的笔触,非常真实地表现了30年代农村的生活面貌,描绘了一幅幅悲惨的农村生活图景,分析了农民苦难的社会根源。
小说围绕何利一家展开情节。何利是一个淳朴厚道的农民,他只知埋头干活,唯一的梦想就是买头母牛拴在家门口,以图吉祥如意(印度习俗,母牛是吉祥的象征),也让孩子能喝上牛奶,强身健体,干活有力。然而却是这个起码的生活要求与现实冲突,引发连串祸事:儿子因恋上寡妇触犯习俗而出逃在外,失去了耕种的土地,女儿变相卖给一个老头作填房,何利夫妇的精神被击垮。他们只知机械地劳动,在何利心中的唯一念头就是当年梦想的母牛,为此拼命干活,白天在野外干,晚上在灯下搓绳子。何利最终累死在采石场,妻子丹妮娅把仅存的20个安那交给祭司作“戈丹”谢礼,也“昏倒在地”。
小说通过这个典型的印度农家的生活遭遇,具体展示了当时印度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印度农民贫困悲惨的社会根源。小说开始,何利一家虽然日子艰难,但也还全家团圆,何利还有着美好的生活愿望和信心。到小说结尾,何利活活累死,妻子丹妮娅的“泼劲”和儿子戈巴尔的“锐气”都被生活磨掉,女儿卢巴步入火坑。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墨,描绘社会把他们一步一步逼向绝路,推向苦难的深渊。小说具体揭示地主老爷、村中头人、高利贷者、资本家、警官法院、宗法礼俗、封建宗教的残酷压迫剥削、严厉束缚,是他们导演了何利一家的悲剧。由于赊来的母牛被毒死和儿子戈巴尔与寡妇的恋情失去了耕牛,粮食罚光了,全靠借债借粮,半饥不饱度日。何利一家还是拼命劳作,种出上好的甘蔗,等待收获时能翻个身,但高利贷者和收购甘蔗的糖厂老板合计好,把债款按高息全部扣除,辛劳一年仅得25个卢比。钱刚到手,债主又逼上门来,何利把25个卢比默默地塞给他,空手回家。翌年甘蔗长得喜人,何利计划为大女儿办嫁妆。但收获时,法院传来状子,控告何利欠债不还,法院将甘蔗拍卖,嫁女儿还得另借200卢比。小说通过人物的口,揭露腐败的政治和国家机器。民主选举是玩钱的游戏,“谁有钱,谁就能当选”,民主仅是用来欺骗百姓,“实际上是那些大商人大地主的王国,如此而已”。法律也是有钱人的法律,一个高利贷者说:“法院是保护有钱人的,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警察也只会与有钱人合伙敲诈穷苦人。报纸舆论宣传工具,也只是有钱人手中的玩物。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贫苦人民的好日子过。何利是千千万万印度农民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