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的祖国哥伦比亚多灾多难，曾经饱受西班牙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之苦，1819年正式独立。之后由于党派之争，内战不断，生灵涂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文学经历了自我主体地位的建立、宗教禁锢的破除、人性精神的回归、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对现实社会的理性批判等历史时期以后，开始进入对自我内心的探索阶段。而拉美国家文学面对的历史任务与西方文学不同。拉美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以后，并未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专制独裁政治仍然笼罩着拉美大地。20世纪拉美文学从一开始，就以拉美独创的“战斗文学”的姿态出现，首先要表达的社会文化主题就是反独裁统治。这种深刻重大的社会文化主题决定了拉美文学的内容必然是贴近现实生活的，反独裁统治的。马尔克斯的创作正是在这种文学洪流中应时而生的。与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斯的《总统先生》（1946），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方法的根源》（1974）一样，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1975）等作品，都与此时的社会文化主题紧密联系，都试图在对拉美社会现实做理性的认识和批判。认知现实社会的理性驱动，使马尔克斯踏上了争取文化独立的道路：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归宿，寻找和创造表达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的艺术形式。
作为一名拉美作家的马尔克斯，他不愿像欧美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到主观世界里去寻找精神的寄托和归宿，也不愿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抒发与现实对立的“我”的理想，而是随着自身拉美文化血缘的传统，以一种曲折、隐晦、荒诞、怪异的手法，把现实与虚幻融为一体，在一种魔幻的氛围中再现生活，然后通过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画面和形象的折射，曲折地反映现实世界，以期达到“以鬼揭其凶、以神鞭其恶、以怪诞否其昏庸、以巫术喻其没落”的目的。他将虚幻的神奇与现实的真实合二为一，打破主客观界限。在他眼里，“现实”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它不仅仅是指“我”以外的客观现实存在，同时也包括拉美国家独特的光怪陆离、虚幻恍惚、充满神话气息、谈神说鬼的、“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实”，也就是卡彭铁尔说的“神奇现实”。他在认真对待社会现实生活，竭力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经常以世人栖居、神鬼昼行的村庄，乡民喧闹、鬼魂细语的集镇，人间湖光山色、地狱昏暗迷蒙的景象形式构成作品的审美画面，将其统统纳入“真实”生活的范畴。比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最后写到，一百多年以后，布恩蒂亚家族的最后一个婴儿被蚂蚁咬食了，马孔多镇被一股飓风刮上了天，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人的痕迹，那里又恢复了一百多年前荒芜沼泽的原貌。他的这种对不可思议的“神奇现实”的审美构想和表达，形成了拉美文学最亮丽的风景，以至于当人们一看到这种“魔幻式”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时，就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是来自拉美文学的”，这也正是马尔克斯独特创作个性之所在。
马尔克斯在思想上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978年5月，他面对多米尼加《此刻》杂志记者丽塔·吉维特的采访时说：“我认为，世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它会成为社会主义的，而我们必须努力使它尽快地成为社会主义的。但是我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非常失望。他们凭经验，凭特殊的条件，把社会主义搞成这副样子。他们企图把他们自己的官僚主义、极权主义以及没有历史见解的坏毛病统统强加给别的国家。这不是社会主义。”他还说：“我不仅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有生命力的，而且还认为，目前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向反动的社会制度作斗争。我好比一头急急忙忙冲进沙场的斗牛，随时准备发起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