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A*)相比，(A)拉紧了理论一实践的星座，把理论和实践呈现为更为紧密的彼此交织。这种拉紧的公式构成了阿多诺对某些障碍的响应，这些障碍阻挠对理论或者实践进行独立于另一方的分析和呈现，它可以被读作对这些障碍的一种道明。通过拉紧理论—实践的星座，(A)传递了两种现象对孤立处理的抵抗，这种抵抗没有被同一化。毋宁说，(A)的拉紧扮演了元素分析的障碍：(A)的理论—实践的星座把两个概念安排得如此之紧密，以至于它们对分离的反抗最终肖似于现象本身对分离的反抗。通过模仿性地扮演这些障碍，(A)表现了它们。既然现象对分离的反抗由于它们在社会整合条件中的纠缠而得到加强，那么表现元素分析的障碍就等于表现理论和实践在这些条件中的紧密关系。通过使自身类似于拉紧的社会化网络，(A)表现了它独立于“整合”的同一化范畴之外的种种属性。阿多诺把(A)添加到“旁注”上，因为(A)把这个维度贡献给文本对社会现实的道明，这是(A)与(A*)的不同。
这种分析的轨迹产生了对阿多诺社会学文本(我称之为“不清楚的段落”,而他称之为“偏心率”)中许多令人迷惑的特点的洞见。“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争论导言”突出了他的社会学著作中引人注目的频繁的逻辑矛盾：
(a)“科学因而会是自主的，然而不会是自主的”(PD4)。
(b)“社会的可理解和不可理解是合在一起的”(PD15)。
(c)“相同的社会系统释放并且束缚生产力”(PD24)。
(d)“作为主体的社会和作为客体的社会是相同的，然而却不是相同的”(PD34)。
(e)“(记录语句)是真的又不是真的”(PD54)。“旁注”包含如下这个看上去明目张胆的矛盾：
(f)“理论是一种实践形式”(CM261);“理论和实践的直接统一简直是不可能的”(CM265)。
第三章强调，阿多诺的许多社会学文本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几乎不谐调的、经常矛盾的主张——例如同时主张和否认德国文化唯一性——而不是肯定的结论。
可以争论的是，阿多诺认为，人们能够“把这样的矛盾翻译为仅仅是语义学的矛盾”,也就是说，“证明每个矛盾的句子都指涉不同的东西”(PD24)。当然，(b)(c)和(d)道明了阿多诺在别处没有把矛盾公式化时所处理的问题。例如，(b)可以变成(b*):“就合理性以交换来运作而言，理性主体能够理解它；但是就诸如劳动力与它成本的等价交换产生不平等并因而违背逻辑而言，或者就社会过程在理性主体面前已经变得准自主和固化而言，理性主体不能够理解它。”(参见PD15,PETG127)(e*)能够读作：“记录语句是经验观察的真实记录，但是，当它们前后矛盾或者为了掩盖隐藏在经验表面之下的东西时，它们就是不真实的。”在翻译(f)时，(f*)将涉及关于为什么理论是实践的阐释，例如，我上面关于陈述(A)的阐释后面跟随着大量的限制，又例如，如果强迫理论提出实践的解决，理论就不能够完成它的分析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坚持写出矛盾的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