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进对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审查，阿多诺重新安排了两个概念并且把它们同两个历史范畴联系起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歧”必须“追溯到最为古老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划分”。阿多诺认为，只要一种精神秩序指导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到中世纪——那么理论—实践的分离很大程度上就一直是不被考虑的。一旦秩序和它的“实践方针”在文艺复兴中崩溃，有一点就变得明显了，即理论不为行动提供直接的教导。实践的启蒙理性的形式的、抽象的性质继续反思这一点(CM262,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今天，理论一实践的分离仍然具有至少三个真理元素。首先，试图自由地追求其社会—分析的目的的理论切不可强迫自己符合实践建议的要求(CM276)。其次，实践仍然关联于生存斗争中体力劳动之苦苦努力的否定性内涵(CM262),而理论则关联于这样一些人的特权，他们免于“像尼采的(2005:9)查拉图斯特拉那样的……物质劳动，享受他们的智力的快乐”。最后，尽管任何“智力为了它自身的存在都预先假设了物质劳动”——特权靠着剥削**换关系中的他人的劳动而过活，但是特权也鼓舞了一种乌托邦的观念。考虑到痛苦的、强制的实践负担，“正当实践的目标将是它自己的被废除”,尤其是既然“技术生产力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亦即使物质劳动的普遍免除成为可预见的，使它向着极限值的化约成为可预见的”(CM266—267)。①
阿多诺的理论—实践星座的再构造也旨在从历史上把理论阐释为实践。如果理论要译解社会—物质的现实并指出真正变革性实践的可能性，那么阿多诺上面所论述的理论就在实践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本身就是实践的。这适用于“原始人，原始人思考他如何能够保护他的小火苗免遭雨淋或者在哪里能够找到躲避风暴的处所”,并且也在同样程度上适用于“启蒙者，启蒙者分析人性如何能够通过它对自我保护的兴趣来逃避它自己所招致的被监护”(CM264—265)。阿多诺在这里参考了康德，但是并非无须附加一点，即每当他自己的作品有助于破除意识形态并促进“某项向着……成熟的运动”时，它也具有“某种实践的影响力”(CM277-278)。
在这样一些再构造中，现象的矛盾性质以及完全译解凝固社会整体的困难从未被彻底克服，这要求社会转型粉碎社会对分析的抵制，因此，社会学著作中流行着一定程度的“不清楚”。“旁注”并未提供文本在稳定增长的澄清过程中所朝向的理论和实践的结论。阿多诺重新安排了两个包含在(f)中的矛盾陈述，并进一步阐明了理论一实践的关系。但是，矛盾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作为问题的现实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译解。理论必须保持自主，而不能够被迫满足实践的目的。但是同时，“实践没有独立于理论而进行，理论也没有独立于实践而进行”。阿多诺既未反驳理论和实践是分离的，也未反驳理论是实践的一种形式，而是说：“如果理论和实践既非直接一致也非绝对不同，那么它们的关系就是一种非连续性。”(CM276)第三章所援引的阿多诺的社会学反思从未让调查到达最后的安息。相似地，“旁注”星座不能提供资本主义中有关理论一实践关系的结论，它在这样两个方面之间轮流交替：一个方面是一些不清楚的段落，这些段落表现了现象的矛盾性和破坏对它的思考的社会条件；另一个方面是再构造的企图，即企图从历史上来译解事件以抵制社会之物天生不可测这个观念。阿多诺警告他的社会学学生们说，面对分析和阐释像资本主义条件一样复杂而不驯的社会现实，这对于社会学著作来说乃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如果你问我，我在这里借助方法实际上了解了什么……我会说，方法确切地在于，一方面，人们当然……无法使得现实的彼此矛盾的非逻辑的和反逻辑的契机……井然有序，仿佛遵从形式逻辑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它也适合)人们……试图在他们思考这些与形式逻辑相矛盾或背离时所把握的(方法)……人们因此当然反过来被导向一种更高的非矛盾性。(PETG161)我注意到，阿多诺在艺术和理论语言之间进行比照。曾经对脑力劳动的划分持批评态度的社会学家在这里商讨——但愿是暂时的——艺术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界线。他对现代艺术作品中“模仿性”和“结构性契机”的讨论似乎同样适用于他社会学文本的双重努力，这就是努力使自己类似于固化的条件，但又把解释推向前进以避免误认。“表现是痛苦的否定性，而结构是一种企图，即企图通过超越未衰减的因而不再暴烈的合理性的视野(异化)来抵挡异化的痛苦。”(1999:257)这种社会学著作证明了该学科的双重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