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一接触到本雅明关于他计划的惯用技法的大纲，阿多诺就辨别出了他自己对构造性方法的解释和它在本雅明研究中的实现之间的差异。本雅明1935年的拱廊街报告把辩证的形象设想为集体欲求形象的呈现，它们叙述了克服不完善生产秩序的愿望，包含了新纪元的梦想，重新点燃了对无阶级社会的古老而集体无意识的经验。乌托邦梦想“把它的痕迹留在生活的千般构造上”(1999:4—5)。本雅明建议提取和使用这些“梦想元素”以便促进当前时代的历史觉醒(1999:13)。阿多诺拒绝本雅明把辩证形象当作一种影响它们“真理内容”的“简化”而“转到意识之中”(A&B105)。他坚持认为，构建辩证形象应当意味着构建“表达社会条件的客观星座”(A&.B110)。梦的主体是异化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他的精神状态是被商品世界生产出来的，但是他的梦却不能够同时描绘它(A&.B105-107)。阿多诺竭力主张，梦需被批判地解释为一种“现实的星座”(A&B106)。
循着这些争论，阿多诺写信给霍克海默说，本雅明的计划迫切需要对“辩证形象”进行“澄清”(A&.H1344)。但是，尽管本雅明修订了他的程序，他的提议还是一直搅扰着阿多诺，阿多诺继续强调对能够呈现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构造的需要。他认为，本雅明的形象还是没能实现。阿多诺的不断怀疑以他1935年起对本雅明构造性方法的解读的两个方面为转移。首先，他将一个意图归于本雅明，“这个意图……是仅仅通过材料的震惊般的蒙太奇使意义浮现出来”。本雅明的“代表作将仅仅由引文组成”(P239)。这并不是说本雅明依靠经验的直接性。历史在经验上的透明秩序并不是它的真理，而是作为在“胜利的队列”(2006:391)中被展示出来的历史，通过当前统治者的“万花筒”被看到的历史。本雅明命令“粉碎”这个万花筒(2006:164)。只有一种“从其语境中撕下的历史客体”才能在辩证形象中得到呈现(1999:N11,3)。援引历史并不意味着列举事实，而是意味着解释历史材料，解释的方法就是把它的诸成分从它们的直接经验语境中召唤出来并重新构造它们，以便建造形象。①阿多诺承认本雅明对社会的蒙蔽视角的反对(P236)以及他在《拱廊街计划》(ArcadesProject)中“将每个思想”从“妄想领域中扭转出来”的努力(A&.B381)。阿多诺强调的是，本雅明仅仅把作为材料解释的辩证形象的建造托付给材料的构造；他试图“放弃所有公开的解释”,与此同时把交换社会理论和明确清楚评论的概念排斥在构造之外；他追求“一种清除了论证的哲学的大胆冒险”(P239,着重号为作者所加)。①
同时，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的浮现主要涉及本雅明1938年的“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分析“来自上层建筑领域的个体特征……是通过把它们直接，……也许甚至是因果性地，联系于……基础建筑的相应特征”(A&.B283)。阿多诺援引了本雅明(2006:7—8)直接联系法国政府酒税资料对波德莱尔(1972:155—156)“拾荒者之酒”(Levindeschiffonniers)所做的解读。阿多诺声称，对于本雅明来说，“以唯物主义的方式解释现象……与其说意味着把它们阐释为社会整体的产品，不如说意味着……根据它们孤立的奇点把它们联系到物质倾向和社会斗争。本雅明因而试图避免……异化和物化”(P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