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的冲击破坏了根据彼此交织的两个原则来肯定地主张超越性的形而上学努力，这两个原则是：形相(eidos),作为世界之基础的本质、更高真理和意义的秩序(MCP39,61—62,149n3),以及目的(telos),世界的最后目标或者崇高命运，一切事件本质上所向往的最终的善的状态(MCP62-63,83—84,95-96)。一旦奥斯维辛得到考察——而它恰恰是不能回避的——那么就不可能有正当理由来宣称一种世界形相。这是因为，什么样的至高理念、什么样的更高真理能够持作牺牲者无尽痛苦的支撑?对于“折磨”的“永恒制度”、集中营和核武器的投入而言，有什么样的崇高意义可说?倘若宣称有一种主宰世界的华丽原则可以胜任这一切，坚持认为痛苦必定可以变得有意义，那么这在最好的情况下等于它的意识形态主张，在较差的情况下等于它的不经意的节制，而在更差的情况下等于对数百万毫无知觉地被化为灰烬的人的嘲笑(MCP101-105)。如果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激发了伏尔泰的诗“我不再能够设想一切如何会变好”(1911:4),那么最近“人类罪恶”的“真正地狱”以无限的回响确证了“形而上学思想”和历史经验的势不两立(ND354,另见MCP105-111)。
无论如何，关于目的的肯定主张，关于它处在通往至高命运途中的陈述，现在同样是非法的(MCP101-102)。这是因为，这样一种宣称会把所发生的事情贬低为仅仅是世界通往善的清晰可辨路线上的一个阶段——一个就像认为它有意义的想法那样站不住脚的立场。“数百万犹太人被谋杀了，这被看作一个插曲而非灾祸本身”(MM55,另见HF4)。当然，“奥斯维辛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文化的失败”(ND359)。这也影响着“作为可计算经济需要之一的历史总体性的观念”(ND317)。连同对肯定目的的拒绝，阿多诺也断然拒绝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论点，即经济在历史中的首要性保证它的“幸福结局”成为未被证明正当的形而上学，一种“历史的神化”。人们可以追溯从“弹弓到……百万级炸弹”的普遍历史，但是无法预期从“野蛮到人性”的通路。“对于谋求改善的世界计划的主张在历史中显现出来并把它包围起来，这个主张在灾祸之后面对未来灾祸时将会变得愤世嫉俗。”(ND314—315)
回想他的社会—批判计划以及新的道德的、社会学的和教育的命令，阿多诺的形而上学批判具有一个有影响力的身体维度，该维度被奥斯维辛严重地动摇了。奥斯维辛狂暴地剥夺所有构想先验真理的企图而无视它们合法性的社会—物质现实，并且禁止(MCP114)任何有关超越性的肯定陈述——如果它是崇高的意义，如果它是一个谋求改善的世界计划。“远离意义的生者的身体层面是痛苦的现场，它在集中营里没有安慰，烧灼着精神(Geist)及其客观化即文化的一切安抚。”(ND358)在其传统术语中追求形而上学意味着嘲笑灾难、冒犯真理以及最终疯狂的观念(MCP12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