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就会发现，阿多诺20世纪30年代关于个人日常遭遇的社会学反思读起来仿佛是一个小小的前奏。阿多诺战后第一部持续使用个人观察来获取有关社会生活的经验材料的出版物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我想要强调，这本书把匆匆而过的每日琐事当作主题以便对交换社会进行考察，对于这些琐事的主要视角是“移民知识分子的……最狭窄的私人领域”的视角。阿多诺这样来着手处理社会生活，即仿佛它以个人的方式降临于他(MM18)。①
《最低限度的道德》的一个持续主题乃是交换世界中遭受毁坏的人际关系，在交换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生意”(MM41)。既然他建议把观察模式当作考虑到正在检查的现象的最佳可能来加以发展，那么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对日常环境的个人观察在阿多诺这本书的研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自己面对日常生活而产生了有关爱、性和婚姻(MM30一31,171—172)、代际关系(MM22-23)、知识分子和学者之中的关系(MM28-30,128-132)以及许多其他主题的材料。
有一条断片认为，通过适应“利润经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变成了冷漠角色之间的一种强制有效的公平交易，变成了一条“直线……而他们仿佛就是一个个的点”。阿多诺的论证渗透着他以下的这些观察，即观察那些以快速、普通的“哈罗”而非“举帽”来向他致意的人们，观察那些以没有签名的“办公室间通信”而非私人信件与他联系的同事(MM41)。另一条(MM116—118)则描述了阿多诺与美国餐饮业的遭遇：服务员对菜单内容一无所知，对顾客的健康安乐漠不关心；当其他顾客已经在等待桌子时，吃完饭的顾客无须要求便有付账然后离开的压力；毫无生气的旅馆客房及其严格同餐厅分离开来的客房服务，或者门房拒绝回答那些超出其直接职责范围的问题。对于阿多诺来说，餐饮业揭示了协助机构获取利润的命令，把人当作物的习惯性处理，以及他们的关系对交换和工业分工的服从。
第19条断片记录了一种常见的习惯，即摔门，如车门或者冰箱门，而不是“安静谨慎而又牢牢地……关上(它们)”,或者是仅仅让门“碰上”,而不是“回顾身后”并“保护人们由以得到接纳的内部设施”。“没有更多的平开窗可以打开，而只有滑动框可以推开；没有轻缓的门闩，而只有旋转的把手；没有前院，街道前面没有门阶，花园周围没有围墙，”阿多诺问道，“这对于主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所观察到的那些主体的姿态已经变得“野蛮”了，因为他们不得不适应一种由冷冰冰的“功能性”所主宰的技术环境(MM40),这条断片的经验维度与当今人种论的一个关键旨趣相共鸣。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2007:121,133—136)警告说，社会学家们经常忽视那些在社会环境中占有位置的材料制品。他们认为，日常生活的人种论者应当调查的是，社会行动者如何参与到材料客体中，这种材料环境又如何约束社会行动，以及这些制品体现了什么种类的趣味和价值。
《最低限度的道德》包含了许多相似的断片，而且它们所包含的想法可以得到更为详细的讨论。一条更深的断片尤其值得提及，它记录了阿多诺学生时代的一次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