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已经提及的，阿多诺认为，个人的观察较之预定方法的使用来说有两个优势。首先，个人与经验现实的面对面倾向于避免把一套严格界定的策略运用于不同的现象，并从而避免把那些相应地讲究方法的限制加诸经验内容之上。在阿多诺看来，克拉考尔阐明了两种可能，一是根据得到审查的现象来重新调整观察，二是记录一种包含那些特定于现象的经验细节的材料光谱。通过再次警告据称在社会学中“占优势的”“对方法的兴趣”,阿多诺告诉他的学生们，如果他们在“所谓方法论纯洁性”的名义下达成“某种与质料的直接性而无须所有那些……经验主义实验的狂言谵语”一致，那么他们作为社会学家就将“更加多产”(PETG171—172)。绝非巧合的是，前面援引过的(p.74)他1969年的一段话提及了本雅明的一个确信，即确信社会分析必定使自身充满事实内容。尽管没有提供任何参考文献，但阿多诺很可能记住了本雅明(1996:444)《单行道》的开场白，这部完全没有使用经验方法的作品考察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包括最为微小的方面，作者是通过他与周围世界的个人遭遇来获取这些经验材料的。其次，个人自己与经验社会生活的那种经常引发身心痛苦的原初面对，提供了对社会学最终关心的社会整体的最初瞥视。因此，“在社会情境中，人们可以直接观察社会是什么”,而社会简直是在人们的皮肤上被感觉到的，这种社会情境构成了富有成效的经验资源。于是，阿多诺指导他的学生们“在你们的皮肤下面以你们活生生的直接经验去感觉或者获得人们可以……称为社会的东西”(IS36—37)。
阿多诺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告诉他的学生们，霍克海默曾经教他的那条出奇平静的狗如何正确地叫(PETG174)。类似地，阿多诺相信，他需要“鼓励”他的社会学学生们“以没有严加管制的方式听从……于质料，并首先把他们自己安置在一种原初直观的对面”(PETG172)。阿多诺20世纪60年代有关笑和社会冲突的社会学研讨班的参与者们实践了他的建议：“学生们应当直接观察特定的情境。他们的精确描述和解释企图应当说明，哪里有人在一起笑或者敌视冲突，哪里的社会契机就在得到表达。”(SSI
177)学生们的“非体系的”和“主观的”观察并没有得到任何经验方法的指导，他们遭遇到的事件有：轻蔑地笑和喊叫、恶作剧、口头的和身体的暴力、故意在旁观者面前与醉汉咧嘴说笑的某人、对被困在电车自动门中的老人的嘲笑，等等。学生们还记录了大量对于冲突——尤其是口头冲突——情境的观察：一位老妇人对车辆噪声毫不在意却斥责玩耍的孩子，一台出故障的电视机引发了家庭争吵，一位卖鞋的女售货员怨恨她的顾客说推荐的款式不合适，一位电车售票员挑衅地抱怨懒惰的学生或者交通信号灯下的争论(SSI189-193)。这样，参与者们考察了一系列经验细节，他们随后着眼于诸如依赖、异化、社会整合、阶级对抗以及物化意识这样的问题来对这些经验细节进行解释。对于阿多诺来说，练习是成功的，因而足以向后来的一代代学生提及这个研讨班报告，并把它当作学习如何以直接观察来遭遇社会生活以及如何“在人们的……身体上”感觉社会生活的一个源泉。
这丝毫没有违背阿多诺有关观察不值得信赖的告诫(SSI185)。社会学的见识是以对经验材料的理论分析为转移的。在这里，看起来变得越发清晰的乃是对阿多诺的一个明智评价以及这个评价所取决的问题。这个评价就是，阿多诺是否继续按照他自己对事实内容的吁求来从事社会学研究；
这个评价所取决的问题是，他是否继续使用方法以及是否为了获取社会学材料而求教于对经验社会生活的个人观察。
(二)个人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