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的后期工作中更成问题的是，他犹豫不决地给予社会学家们以通向经验观察的另外进路的平实建议。抱怨阿多诺未能“精确地”“界定”他对田野研究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威格斯豪斯，1994:496)。用拉扎斯菲尔德(1972:176)的话来说，阿多诺从来没有使“辩证法变成某种类似于可以教和学的研究运作的东西”。阿多诺社会学的这个方面当然能够得到解释。阿多诺把固定的解决方案看作对经验研究的一种潜在限制，用于观察的方法越是被严格地界定，危险就越是巨大，这种危险就是观察允许超越于方法范围之上的现象的材料方面逃脱出去。阿多诺批判“源于市场调查的…… 76经验方法”“支持”主观的"意见、态度(和)行为模式",当他做此批判时，他主要是批判它们没有能力去发掘那些制约它们的社会关系。但是，他似乎也担心，这些方法确立起的经验材料的范围太过狭窄，尤其是在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这些投入运行的研究……确保……只有支配性‘商业系统’中的反应被记录下来”(PD71)。此外，方法越是得到严格的规定，把它运用于各种现象而不改变它的倾向就越是强烈，并且，观察对于那些特定于不同现象的经验细节来说变得不敏感的可能性就越是巨大。阿多诺认为，社会学非但不是使现象担负起作为“外在秩序之图式”的预先确定的
“方法”(1976:219),反而每次都应当根据得到审查的特殊现象来重新调整它进行观察和收集资料的模式。有人指责他“没有为社会学的认知提供约束性的行为准则”,他在回应这个指责时写道：“谁希望依偎于他的客体的结构中并把它认作某种自身运动的东西，谁就不能自由地拥有一种独立于它的程序模式。”(PD48)不过，对阿多诺推理的阐明并没有达成这样一个转变，即把他就方法指导下的观察的另外方式所做的暗示转变为一种清晰界定的研究规划。尽管阿多诺强调存在不合常规的细节，但是，他反对为田野工作给出进一步具体的指导方针，这种反对的结果是，那些也许在原则上可算作社会学中的经验观察和事实材料的东西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泛的范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扎斯菲尔德就向阿多诺抱怨说：“你为经验研究给出了大量建议，并且它们中有一些的确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是……如果有人说：‘让我们去研究是否有人类生活在其他行星上’,恐怕你会认为这是经验研究。”(A&H2441)拉扎斯菲尔德无法预见到阿多诺后期的工作，地球之外的生命问题在社会学上远非无关紧要。①
然而，与此同时，阿多诺对方法的批判与一种稍微不怎么难以捉摸的重新考察纠缠在一起，即重新考察个人与有助于社会学满足经验材料要求的社会现实相遭遇的潜在可能性。在“渗透于一切唯一之物里的……总体的、彻头彻尾社会化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特征可以从日常生活的最为短暂的细枝末节中分辨出来，甚至从它那些极为“私人的”方面中分辨出来(SSI186)。这不仅是一个关乎选择社会学研究现象的要点，而且也是一个关乎从经验上接近它们的要点：个人与他自己日常生活的细节的特定遭遇，对于交换社会的考察来说是越来越有价值的材料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