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在1969年还仍然坚持，社会学不是一门纯粹理论的学科，而是“要求所谓‘田野研究’”,亦即“经验研究”:“本雅明……说……存在之物的力量今天更多地依靠事实而非确信……他表达了对存在之物的那种现今无所不在的主导地位的意识，智力无法面对它，除非使自身充满存在之物，充满事实。”(SSI539)许多评论者相信，麻烦在于，由于放弃方法指导的经验研究，阿多诺的社会学工作缺乏取自经验观察的事实内容。梯德曼(GS9.2413)把《群体实验》描述为阿多诺最后的——即“只是德语”——对“经验材料”的调查。“借助(《群体实验》的例外)”,德雷克(2004:303—304)赞同地说，“阿多诺逐渐与研究进程拉开距离，他更喜欢理论家的任务而非……田野工作”。吉布森和鲁宾(2002:11)把1957年看作阿多诺与经验研究的最后了断。卡尔科夫斯基(Kalkowski,1998:113)给出的判断是“经验研究和论证的……贬值……从外部的视角来注视……社会’……否定社会理论家对永远相同者的可怕宿命论的瞥视妨碍了在社会学上富于想象力的经验资质”。既然解释者们并不否认阿多诺对研究事实内容的社会学的坚决吁求，那么他们的解读就隐含了对前后不一致的严肃指控。阿多诺后期社会学的特点被刻画为对经验材料的疏忽怠慢，这种刻画不亚于意味着一种控告，即他战后作品的相当大的部分习惯性地忽视了他自己在学科上最为坚定的方法论要求之一(另见威格斯豪斯，1994:496)。本章的最后几节试图就阿多诺的这部分工作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视角。
(一)方法论的再定位
如果阿多诺始终如一地把经验研究等同于经验方法的使用，那么他对方法的放弃就等于说忽略了他对收集社会学材料的吁求。但是，阿多诺并不同意这种等同，方法指导的田野工作是获取资料的一种方式：“经验的程序并不应当获得简单的优先权。不仅仅存在着除此之外的他者：诸学科以及诸思维模式的单纯存在并不证明它们是正当的。”(PD71)实际上，阿多诺有时候会突然插话说，或多或少标准化的方法——例如，借助一套预先确定的问题来进行概括——会潜在地束缚对经验现象的观察。阿多诺拒绝让他“对现实的看法……被……讲究方法的测量仪器的扭曲眼光所……阻碍”(缪勒-多姆，
1996:76)。既然阿多诺对由田野研究所提供的社会学材料的重要性的强调并没有蕴含使用研究方法的指令，那么对他最终不再使用方法的准确观察就无法证明他后期的工作违反了他对事实资料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