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的主要参考又是克拉考尔。阿多诺写道，克拉考尔不是把“经验”发展成一种“方法”,而是“决心仅仅思考他可以用实质内容来填充的东西，思考对于他来说已经在人和物中变得具体的东西”(NLII60—61)。阿多诺(NLII60—61)强调说，克拉考尔(1998)1930年有关白领工人的研究“试图……以一种有计划但是非体系的方式来平衡两样东西，一样是对经验的要求，另一样是对有意义的结果的要求”。克拉考尔“使用……访谈(Interviews),但没有将访谈图式(Befragungsschemata)标准化；他灵活地贴紧谈话的情境”,调整他对现象的进路。阿多诺把克拉考尔的“程序”和当时在美国出现的“参与观察者的”程序联系在了一起。弗里斯比(1985:
161-162)反驳说，克拉考尔在方法论上非传统地研究甚至抵制这种比较。58事实上，在阿多诺的相识者中，参与研究的先锋是维也纳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拉扎斯菲尔德1933年的马林塔尔(Mari-enthal)研究所涉及的一种“社会地理的实验”具有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尤其是参与观察和访谈，它们用于收集一个低等奥地利村庄中有关长期失业的经验资料。拉扎斯菲尔德[雅霍达(Jahoda)等人，1975:11]把他的更讲究方法的实验从“日常生活的偶然观察”中划分出来，而日常生活的偶然观察在此之前大量地充斥于德国社会学。拉扎斯菲尔德大概已经把克拉考尔的工作看作与社会学密切相关了。克拉考尔的小册子——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它对阿多诺具有影响(参见A&.K207,218-219)——主要通过个案研究确立了它的各种各样的经验细节，这些个案研究的基础是作者自己与人际及语言行为、社会材料环境、谈话还有文本的直接遭遇。
阿多诺还强调了本雅明作品在经验上的丰富性，并把他比作“一种将给养聚集于其面颊上的动物”(VSI176)。本雅明坚持认为，尽管被直觉到的现实与真相并不一致并且要接受审查，但是解释必须从内部来破译经验现象，而不是以外部的手段来接近它们。①思想不能够简单地遵循一条演绎之链，而是必须反复地打断自身并回到现象的甚至最轻微之处(1998:28,32—34,44—45;另见阿多诺1995:65—71)。阿多诺说，本雅明并没有通过纯粹的思想来构建一个体系，而是连续不断地根据材料来形成他的观念，“毫无保留地……服从”不同历史现象和文学现象的“材料层次”,以便从它们内部把握它们的真理内容(NLII225,另见VSI169)。本雅明思想的丰富材料源于主体自己的观察，这些观察保持着对经验细节的高度灵敏性，并保持着一个宽广的视域。根据阿多诺的看法，本雅明追求与材料的紧密接触，简直就是“与材料的身体接触”(NLII221)。他赞同本雅明对细枝末节的关注，这种赞同已经有所提及。例如，本雅明的关注明显地体现在《单行道》(1996:444—448)中。在悲悼剧研究中，本雅明(1998:57)认为，“素材的整个范围都应当得到公平的观察”。“整个世界，”阿多诺评论说，“对于本雅明来说变成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必须得到译解，尽管那密码是未知的。”
(NLII225)本雅明“毫无保留地沉浸于这林林总总之中”(P241)。
个人与社会现实的私人遭遇的经验潜力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突出。在阿多诺看来，知觉既包含现实的概念重构——这在下一章将变得更加清楚——也包含感觉。在感觉中，知觉保留着一种“身体的感受”(ND193—194)。这种“身体的”契机作为认知的“焦虑”回**在认知之中(ND203)。感官资料刺激认知并为思想的生产力提供养料，认知需要一个顷刻，在这个顷刻中，“思想毫无保留地向压倒性的印象放弃自身”(DE156),知觉的身体契机的加强就是身体的疼痛(AE155)。
阿多诺警告说，“没有人们可以指着并说‘瞧——那就是社会’的孤立的感官资料”(IS35—36)。不过，他否认知觉根本不能够捕获社会的一点儿东西。阿多诺承认以前曾经忽视了某些契机，在这些契机中，“个别现象”使得初步的、贫乏的但在社会学上相关的对整体的知觉成为可能(IS49)。这些具体的例子也许可用作“社会……的直接索引”。更为特别的是，存在着这样的情境，在其中，人们可以“在他们的皮肤上……感觉到社会”,①“在他们自己的身体上”,直接地“观察”和“感觉”社会。另外更为特别的是，社会使得它自己在个体痛苦的情境中被感觉到。“在社会产生伤害的地方，社会是直接可知觉的。”(IS36-37)在“抵抗”的情境中，社会作为特别冷酷的东西与人对峙，人们“陷入黏性的团块中”(IS50)或者“撞在砖石的围墙上”——比如想要借钱，却“在一种明确、自动的方式中十次或者二十次地遭遇到一个‘不’”(IS36);求职者“咬在花岗岩上”并“最终不得不做某些根本不合(其)意的事情”。或者，更为严重地，经验到歧视和“破产”的威胁——人们开始感觉到凝固的社会整体。在被“客观趋向所控制”的那些痛苦情境中，个人能够拥有与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相关的“直接”知觉(HF17-18)。对于那些必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的求职者来说，被迫适应全能的交换原则以及“在市场上”“出卖”自己乃是直接可以注意到的(PETG98)。当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对抗并不能够使它的关键方面变得显而易见，更别提完全透彻了。不过，直接的遭遇构成了社会学的一个有益的经验资源，而这些遭遇的身体契机正是被社会现实痛苦地加强的。阿多诺为了强调这一点，考虑到了个人自己的、私人的知觉。②在克拉考尔的经验丰富的社会学中，痛苦——“固体物”的“碰撞”——“进入思想里面……以未被歪曲的、不加减缓的形式……克拉考尔看起来……是一个没有皮肤的人”(NLII59-60)。
在克拉考尔的白领工人研究的27年之后，阿多诺在他的著作中承认，由于他们的方法论构造，许多研究要求团队合作(统计员、采访者，等等)。然而，阿多诺——他自己一度卷入合作研究之中，正如将要说明的那样——并不确信团队合作的价值。它的分工、研究步骤的相互控制以及团体调整，据说使研究“成为流线型的”。团队合作“磨掉”了具体见解的“边缘”,它摈除了个人已经知觉到而又并未在概念上预期的任何东西(SSI494—496)。这与阿多诺坚持的以下这点相一致，即他坚持认为，他们的优点使得与社会现实的个人的、私人的遭遇对于获取社会学材料来说成为有所裨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与普遍中介的社会面对面那样，关于后者的仅仅基于个人直接经验——直接的，正是在当前科学理论的记录语句①的意义上而言的——之上的论题也许变得有问题了：没有最初的社会学经验的契机，见识就根本形成不了”(SSI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