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制定的方法对它们所做的准备和评价”的。这是由于“社会学问题的特定的质”,阿多诺推测说，“这些问题没有不间断地适应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程序模式，就像假定在那里人们坚持社会学方法论的严格发展那样”(GS9.2395)。阿多诺关于经验研究方法的许多评论都发展了他对社会分析的更为一般的批判，在这些社会分析中，“严格的规定”优先于实质内容(SSI263)我得赶紧补充说明，阿多诺对研究方法的评价是很难从总体上来把握的。正如我马上就要详细说明的，他常常赞同地评论某种由方法所引导的研究，并且自己偶尔也使用权威认可的策略。无论如何，上面的批评所揭示的乃是阿多诺在其职业生涯中自始至终保持的一种确信：经验社会研究不会被由方法所指导的研究所耗尽。阿多诺用以下这个论证为经验研究做了部分的辩护，该论证就是，高于事实的社会学将独断地略过事实的多种多样和细微的差别。类似地，他担心，由预先确定的方法所驱动的经验研究会以内容为代价而屈服于方法的限制。方法潜在地缩小了观察的视域以及——尤其是当它被运用于不同的现象时——它对经验的细枝末节的灵敏度，并且限制了社会学材料在细节上的宽广性和丰富性。
阿多诺对经验社会研究的进路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一种确信，即只有一种途径可以避免方法上的这种双重问题。阿多诺特别不相信抽象的方法，这些方法是独立于个别社会现象的模型，并且又在后来被运用于个别社会现象(1976:vii,IS84):“一种真正的方法……毫不松懈地……通过它与质料的关系来反思自身。”(PETG175)要获取完整的社会学材料，包括现象的具体经验细节，社会学家们就必须根据得到审查的现象来不断地检查并调整他们的观察程序以及资料收集过程(IS69,73)。阿多诺强调说，克拉考尔有一点是正确的，即他通过“与(现象)的最为紧密的接触”来知觉当代文化，而不是通过“给它们贴上社会标签”来自上而下地迅速处理它们(VSI195)。阿多诺在德国社会学学会的同事，埃尔温·朔伊希(ErwinScheuch,1969:154)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严格地待在它的工具的界限之内。阿多诺反击说(IS72,另见20),不管社会学家们如何忙于经验材料的确立，“方法”都“必须处于与素材的活的关系之中”,并且“必须……从素材中发展出来”。
相应地，阿多诺没有概括地论述一套套普遍可用的研究方法，他对于观察社会生活的积极建议读起来甚至可能多少有些含糊。不过，在两个分开的语境中变得明朗的一点是值得强调的，而且也可以根据阿多诺的思想资源而得到提高：个人与社会现实的私人遭遇有潜力去加强社会学获取社会学材料的努力。
阿多诺认为，从事研究的技师们仅仅通过“先已存在的方法”(IS21)来知觉社会现象。他们代表着一种惊人的趋向：
生产系统已经……使身体习惯于社会、经济、科学的机构的运作，这样的机构越是复杂和灵敏，身体所能得到的直接经验(Erleb-nisse)就越是贫乏……大众的退步……在于没有能力用他们自己的耳朵去听那些还未被听到的东西，用他们的手去摸那些先前未被把握的东西。(DE28)
相反地，“自主的”研究者们一直在通过他们自己对特定社会现象的见解而发展他们自己的“问题(、)……技术和方法”(IS21)。观察程序的这种不断再调整所创造出来的机会，较之任何预先给定的、严格运用的方法所能做的而言，可以记录社会学材料的更多“开放的丰富性”——涉及广度和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