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方法的运用有把观察的视域化约为它们预定的范围的危险，而把超出其外的现象的材料元素弃在一边。阿多诺宣称，在访谈、调查以及问卷中，问题经常是十分严格地规定的，它们所证实的仅仅是，“贫民区患结核病的百分比高于派克大街”(GS4297)。一个较少论战性的段落说道，很大程度上允许受访者决定谈话过程的“自由访谈”"问题图式""根据指定的回答类型而完全图式化的问卷”这三者形成了一个连续体，这个连续体朝向一种更加狭窄的经验范围，并且最终使观察不能够注意应答者的任何“自发的反应”(GS9.2334—335)。《群体实验》的作者们指出，甚至资本主义被同化的、均质化的个人在某些问题上也仍然有“含糊的”“分化的”“波动的”“摇摆的”和“矛盾的”意见。如果研究者们严格运用被规定的访谈图式、“调查程序”或者“多选”式样的问卷，那么这些意见就有被无意中听到的危险(GEX27-28)。依靠“清晰明了且毫不含糊的”范畴的僵硬的工具运用冒着一个风险，这就是，允许方法“通过它自己的规划”去“决定客体是什么”(PD73)。事实上，在许多经验的社会学研究中，“经验”"与这个概念曾经意味的那种开放的丰富性相比是如此地受到限制，以至于最终只有方法论所修剪的东西，适应于它的东西，才能得到表述”(SSI185)。阿多诺抨击说，“对更加狡猾的方法的……专注”“古怪抛光的……讲究方法的器具”以及“最先进的数学设备”,这三者与“结果的彻底缺乏以及无关紧要”相一致(PETG175)。一些社会学家据说“服从方法的首要地位而不是质料的首要地位”,而且这种服从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现存的方法不能够处理的现象统统被排除在了考察之外(PD109,另见GS9.2358)。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则让“对于证实或者证伪一种可用方法的兴趣”来决定他们研究什么,而不是让确立对社会生活的全新见识的目标来决定(PETG167)。阿多诺的社会学焦点向“不合常规的”现象的转移也许刺激了他对这样一些方法论限制的担心。
其次，对于阿多诺来说，就“把现象化约为……一个个单位”而言的“自然科学(的)……胜利”(PETG28)恐怕不是社会科学中的胜利。阿多诺设法应对社会生活的细节。由于种种原因，他批评“有些研究一再简单地运用……既存的研究工具，或者……把相同的工具运用到素材的不同问题或区域上”(IS20)。其中一个原因看起来就是，在几个不同经验现象的观察中所使用的相同方法也许会降低这些观察的能力，即注意现象的各种材料的能力(参见A&.K411—412)。“甚至在电视荧屏前”,阿多诺评论说，“个人”和他们在观察下的反应也不等价于“原子”和它们的行为。毋宁说，在相同工具运用于不同情境的地方，对意见和反应中细微差别的观察灵敏度是受到限制的。因此，正是指向不同“个人”的问题的“普遍性”和“有限范围”“预先准备了要被查明的东西——要被研究的意见，而这种查明所借助的方式就是，它变成了一个原子”(PD78)。比如，“图式化的问卷”所确立的“材料”是“可量化的”,但是它也被限制为“从个人的东西那里抽象出来的资料”(GS9.2334—335)。相应地，阿多诺拷问了一种优先权，即将“量的知识”凌驾于“经过提炼的、差别对待的”定性进路之上：量的知识满足“数学的严格性”、“可靠性”和“普遍化”的标准，而定性进路的目标则是单个案例上的“大量特定的、具体的见识”以及“详细的信息”(IS74)。①有时候，“落于经验社会研究中的材料”②是“抵制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