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只要(哲学)能控制住自己，”阿多诺接着说，“那么它就要把历史地存在着的东西当作它的客体来加以处理。”(ND141)哲学也必须“使自己沉浸于……材料内容”中(CM134)。由于贬低知觉的材料“契机”,现象学成为独断地不愿意处理内容的典型，后退到思想之中去的典型，“无风险”而“非强制”的智性练习行为的典型(AE149-151)。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必须查阅档案或者从事人种学、调查和实验。脱离“原初”历史遭遇的历史哲学当然是“愚蠢的”(HF21),并且可能得益于对社会学“材料”(1977:130)的考察。但是，哲学中存在着满足这个要求的具体方式，因为概念本身就是材料。通过密切结合概念和文本，哲学能够在材料上使自身饱和，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阿多诺的哲学如此坚定地集中于克尔凯郭尔、胡塞尔、黑格尔或者海德格尔的著作。甚至《否定的辩证法》的有些部分，主要是对阿多诺的哲学“程序模式”(阿多诺等人，2003:555)的“辩护”,也旨在以这种方式获取内容。
知觉的“纯粹直接性”在美学上也是必不可少的(阿多诺，1999:69)——尽管它并不满足审美经验，并且若无随后的反思便可能是没有批判的、令人误解的(参见1976:50—51)。真正的音乐经验要求一种突然被征服的契机，如果解释把这个契机清除掉，那么就得为个体作品本身辩解了(GS15-192)。为了阐明知觉的身体成分的审美意义，阿多诺写道：
只有当声音“大过”……个人以致他能够随着进入大教堂之门而“进入”声音之门时，他才能……意识到与总体融合的可能性……“进入”一首交响乐意味着……把它当作围绕着人们的某样东西来加以聆听。(1979:118—119)①
同样地，在“槌子键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B调片段之后，当主旋律以低音升f调爆发时”,出现了“贝多芬的最伟大片段之一。它具有某种特大的东西……通过这种东西，与个体身体的比例被完全废除了”(1998a:65)。
阿多诺得出结论说，社会学有着一个重要的经验维度(SSI538-539)。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当然依赖于一种社会理论，但是它们也要求——事实上必须使自身沉浸于——有由社会生活的观察所获取的社会学材料。通过跨越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界线，阿多诺的社会学对社会科学中的分工采取了一种不妥协的立场。阿多诺明白社会守卫着这样一些边界，但是社会学家们不能够简单地服从它们。
(二)获取材料
这些考察提出了一个问题：对社会现象的经验观察应当如何来获取经验材料。阿多诺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讨论，但是却没有提供许多确定的指导方针。从他以后这个论证开始是有用的，即经验研究不必与方法指导的研究同义，因为使用经验方法的观察对于确立社会学材料来说并不必然是最为合适的观察。②然后就有可能详细地说明他对由现象定位的一种观察模式的论辩，并有可能勾画他对收集资料的其他方式的建议。
阿多诺对非常经验的社会研究的主要批评在于，它使自己与理论分析隔绝开来，因而无法处理那些不能在经验上被决定的社会条件。这也许会使人忽视他对某种经验研究的怀疑，即怀疑这种研究在满足社会学的经验任务上的可能性。阿多诺的后期作品尤其包含了若干批评性的段落，这些段落批评某些经验方法被严格地运用于潜在的限制与社会现象的遭遇，而方法按照道理应该是帮助社会现象获得社会学的材料的。尽管“经验主义者……对经验资源的强调”的目标乃是一些不被智性的先入之见所直接耗尽的洞见(MCP141),但是阿多诺认为，“最谦卑的理性”能够预期材料的结果，在那里，观察贯彻经验的“控制措施”(GS42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