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1945年就已经鼓励流亡的同伴向美国科学学习如何与德国思想中的“妄想契机”作战(VSI358)。“妄想”刻画了德国反经验的社会学传统，拉扎斯菲尔德(1968:270—271,另见1972:172—173)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威格斯豪斯(1994:451)称这种传统为Weltfremd,即非世俗的(又可作异于世界的，或者缺席于世界的)——附带提及，这个词被韦伯更为乐观地用来强调理想类型的价值(1972:10;1978:21)。“德国精神科学的(geisteswissenschaftliche)社会学的残余，”阿多诺1952年阐明道，“迫切需要经验的方法来纠正。”20世纪50年代的大约整个前半部分，已经回到德国的阿多诺是该国以下主张的主要拥护者之一，即主张通过方法指导的研究来“取消……独断的和任意的论题”(SSI481-482,另见GEXv)。他所赞同的对社会分析中定性工具和定量工具的角色评论(VSII625)以及他对公众意见研究的认可，尤其是通过重点群体(VSI293—299),反映出他继续确信经验的方法在满足社会学的材料要求上支持观察。
20世纪50年代初，阿多诺参与了研究所的群体实验，该实验调查了关于占领者、反犹主义、纳粹主义和相关问题的公众和非公众(GEXxi)意见——左右个人信念的社会流行观点(GEX24)。正如阿多诺的一个存档笔记所揭示的，这个实验的目标在于“材料在质上的丰富性，这与化约到尽可能少的范畴正好相反”,并且在于比传统方法所能实现的更加宽广的材料范围，这些传统方法包括预先设计好问题的问卷(A&.H4880)。该研究使用了重点群体(GEX32—41)以便“创造出一种摆脱问卷限制的……情境”(A&.H4880)。大约1800名参与者被集合在熟悉的环境的小圈子里，围绕一个批判德国人口的刺激性文本展开辩论。对刺激性问题的节制是有限的(GEX41-53,501-514)。群体讨论本打算克服对以社会为条件的个人信念的自发表达的限制，并揭示只有相互作用才能被刺激或澄清的观点。辩论被期望确立态度上的微小变化并鼓励联想上的自由，以便捕获各主题的多方面和领域(GEX32-38,另见GS9.2338)。阿多诺特别提到(A&.H4880)“没有主题限制的讨论，自由联想的可能性、要讨论的主题的广度”。
他认为，群体实验的研究者们设法使观察模式适应于现象的特定材料属性，他们这么做考虑到了他们自己对它的经验(GS9.2382,388)。
阿多诺对回答的解释考察了跨主体①可用的范畴和论证储备(GEX20—25,60—62),该储备决定了个人对以下问责的防御性反应，这些问责包括集中营、犹太人的灭绝、战争和纳粹的恐怖。阿多诺后来把这些“集体意见”描述为“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描述为强加在个人身上的“自主化的”力量(GS9.2397)。阿多诺发现，可用的模式为人们提供了逃避责任的方法，这就是否认知道恐怖(GEX285—300)、否定有罪(GEX300-320)、使自己免罪或者为自己开脱(GEX320-338),以及指控其他国家(GEX350-370)。尽管《群体实验》(GroupExperiment)没有深入地探究交换社会及其智性社会化，但是它却展示了阿多诺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止对由方法所驱动的经验社会学的持续认可和实施。
(五)定性内容分析
